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全球残疾成年人识字率低至3%，其中，残疾妇女识字率仅有1%。残疾人是世界最大的少数群体，数量多达10亿，占全球人口的15%。因此，社会必须充分接纳残疾人，首要之务就是让残疾人也能平等地接受优质教育。
然而，高等教育中残疾学生、学者和研究人员仍然比例很低，他们是校园中最边缘、最弱势和最受排斥的群体。他们难以获得无障碍学习设施，遭受各种形式的羞辱和歧视，面临行使权利的种种障碍。全纳教育不仅对残疾学生、学者和研究人员很重要，对他们所处的社会也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反对歧视，促进社会多样性和参与度。
在残疾与高等教育访谈系列中，联合国学术影响强调了残疾知识分子对学术界的贡献，并探讨了如何建立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学习环境。第一篇文章讨论了学术界残疾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如今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教学转为线上的背景下，残疾和技术尤为相关。
索福克勒斯说过:“俗世中一切强大之物，无不自带诅咒。”这句话也适用于技术发展。创新原本是改善生活的，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无意的疏漏与局限，也没有注意到那些被它遗忘的人。
是美国埃默里大学英语与生命伦理学专业的荣誉退休教授，她可以证实，教职工的岗位要求随着技术发展而变化，但常常忽视了残疾人的需求，因此他们必须发挥才智与创造力，以达到职业要求，和快速发展的世界接轨。
加兰-汤姆森教授是残疾批判研究这个教育新领域的学者、教育者、研究者和倡导者。她的研究致力于在各个机构和群体中建设残疾人无障碍环境、包容与身份认同。她合著的一本书《关于我们》是由残疾人所写的论文合集，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应对世界的。她说，她作为教授做过的最有意义的工作是“向教育机构里的每个人展现残疾如何严重影响了人的处境，以及残疾人也可以拥有体面而富有成效的人生。”
作为一个天生残疾的教授，她形容自己为上身受限、活动不便。在当今日益依赖技术的世界中，许多时候她更容易开展学术工作，但是也有些时候并非如此。“大多数人使用技术来沟通交流、来制作东西、来工作，可是对于残疾人来说，我们面对着一个挑战：要使用并非为我们而设的技术。”在讨论技术和残疾的关系时，她如是说。
加兰-汤姆森教授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技术既包容又排斥的性质：由于无法使用传统的键盘，她使用语音转文本技术来写作和记笔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有利于她的工作。可是，由于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学习很快转为线上，技术就成为了她实现顺畅线上教学的阻碍。参加视频会议时，在大部分视频会议平台上，她都无法使用聊天功能或者做笔记。她举出这个例子来说明她得使用并非为残疾人设计的技术来工作。
因此，这促使她和一位有听觉障碍的同事合作。在合适的打光和恰当的语速下，她能让同事更容易唇读，也就可以让同事帮助她打字记笔记。诸如Skype之类的视频会议工具的自动生成字幕与听写功能也能够帮助他们高效地进行线上沟通。对于这位教授来说，残疾教职工之间创造性的合作使得他们彼此支持，应对工作要求的变化，尽管他们各自偏好的技术并不总是兼容，或者无法同时使用。
加兰-汤姆森教授说，由于在没有考虑到残疾人的教学与研究环境中工作，她变得更加善于分析，从而丰富了她对残疾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她的经历“清楚地见证了面向所有人的技术随时间改变，技术既增加了我们（残疾人）走向世界的机会，又是我们走向世界的障碍。”
在被问及技术和学术界的关系对教育的未来有怎样的影响时，教授呼吁所有的教育机构都要努力推进多元和包容。“要想真正建成包容的机构文化，他们应该招募更多残疾人，而且不仅要提供使用技术的途径，还要给予支持。”她解释道，“要让残疾学生、残疾教职工和残疾行政人员安心地接受残疾人的身份，请求便利时无需担心成为累赘和负担，这是唯一的途径。”
加兰-汤姆森教授希望，在未来的学术界，残疾能成为大学课程和课程作业的一个主题，“并且内容用平易近人的文字写成，无论来自什么学科的人，都可以理解。”她还希望残疾的历史和文化可以得到广泛研究、理解与整合， “就像我们在课程中安排与女性和少数族裔相关的内容、在高等教育机构接纳融合女性和少数族裔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