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共有4.76亿土著人民生活在90个国家,他们代表了5000种不同的文化,他们的语言涵盖了全球约7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地的土著人民构成了严重威胁,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医疗保障和其他基本服务。然而,土著人民正在从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寻求解决方案,运用传统和创新知识、做法以及相关预防措施抗击疫情。

在“我们是土著人”系列访谈中,联合国学术影响(UNAI)将对话土著学者及活动家,了解全球土著社区是如何为创建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未来而做出贡献的。

从北极到南太平洋,土著人通常被视为地球最初一批土地管理者的后代,他们居住在特定的地理区域,然而,后来其他文化和其他种族来到这些区域,通过征服、占领、定居,成为这些土地的统治者。

考虑到生活在世界各地4.76亿土著人民的多样性,我们不能将其局限于某个单一定义。联合国将土著人民描述为特有文化和天人合一理念的继承人和实践者。对“土著人民”这一术语的现代理解是基于土著人民在个人层面上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以及土著社区对其身份的认定、与殖民前社会的历史连续性、与领土和周围自然资源的紧密联系、特有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制度、特有的语言、文化和信仰等。

现代以来,受工业发展、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土著社区正面临着恶劣的生存条件。面对灾害,土著人民在集体和个人层面证明了他们所具有的无限韧性,重新成为问题解决者。在“我们是土著人”系列访谈中,联合国学术影响(UNAI)邀请来自全球各高校的土著思想领袖,围绕新冠肺炎大流行后土著人民的文化异质性、个性和社区韧性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阿拉斯加特林吉特和海达印第安部落成员、公共服务传播中心主任约翰·斯科特指出,由土著人民主导的协商活动始终将老人的社会融入和权益保护置于中心,这在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公共服务传播中心代表包括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ISDR)在内的数个机构,协调落实各项倡议,让土著人民参与到落实减少灾害风险的行动中。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具有包容性和文化理解性的决策过程对于满足他们想要服务的社区成员的需求至关重要。

新西兰林肯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图霍和恩加蒂·鲁阿帕尼部落成员西蒙·兰伯特教授是减少土著人民灾害风险方面的专家,一直在持续参与土著社区应对新冠疫情的相关会议。他指出,土著语言所提供的信息和教育材料非常重要,尽管翻译这些土著语言可能“成本较高,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自早期殖民以来,土著人民的信息记录始终处于危险当中,而多语种研究以及确保将土著语言纳入学术讨论的紧迫需求,为保护这些信息提供了有效途径。

对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Nêhiyawpwat(纳科塔州平原)部落成员、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政治生态学博士研究生迈兰·托托西斯对土著群体和自然景观的共生关系进行了思考,这一共生关系曾减轻了很多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他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各个国家和组织开展对话、争取土著人民权利提供了框架。”

来自安西那比部落的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学者兼教授默勒·巴拉德博士也将可持续发展视为其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她表示,“我们的人民,我的祖先,他们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早在我出生之前,从远古时期开始,就一直在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此外,土著青年正在加紧应对环境、平等和教育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做好准备引领积极变革。格陵兰青年学者和活动家奇维克·尼维·洛夫斯特罗姆在格陵兰大学北欧学院及文化和社会历史系开展工作和研究。她所在的土著社区叫“卡拉利特”,是“因纽特努纳特”(因纽特人之地)的一个分支。作为一个积极维护环境权利的年轻女性,奇维克指出,“卡拉利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多数都是女性”,在社会和人权领域也以女性劳动力为主。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全球土著人口依然众多。研究表明,拉丁美洲有超过4200万土著居民,占其总人口的8%。通过重振治理结构,中国、越南和印度等国家的部分土著群体成为社会和经济振兴的领导者。从呼吁对墨西哥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的纪念碑进行正式保护,到东非马赛人对政府同化计划提出挑战,再到北美众多土著社区对于双灵性别身份的现代融合,一个个土著人民的故事不断为后世铺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土著人民是谁?他们有哪些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特点?他们面临着哪些挑战,做出了哪些贡献?对于这些问题,主流媒体、教育和政治体制给出的答案往往过于简单。因此,“我们是土著”系列访谈不会再重复这些简单陈述,而是力求改变土著人处于弱势、濒危和危险状态的相关叙述,阐明土著知识和现代性所展现出的不可估量的多样性,这些也都要归功于土著学者们打破殖民壁垒,在激进主义和学术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对于现代性的定义众说纷纭,我们不应将土著语言诸多翻译置于单一的泛土著世界观下,而应该着重探讨土著视角是如何在几代人的知识体系中留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