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计，在原住民总人口中，约有50％， 即2.38亿是女性。原住民女性利用自己的声音宣扬自己的社区，从在联合国原住民问题常设论坛（UNPFII）上分享赋予女性和女孩更多力量的原住民经验，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缔约方会议上展示原住民气候行动，并呼吁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通过关于原住民女性的一般性建议，她们都为全球问题上的关键对话做出了贡献。对于这个由变革者组成的独特联盟，任何挑战她们都可以面对。

然而，原住民女性的宝贵社会、政治和经济贡献有时因她们作为女性和作为土著人民所面临的歧视而黯然失色。联合国妇女署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原住民女性持续面临环境退化和采掘业对健康的致命影响，并指出原住民女性和少女从服务中受益的可能性远低于非原住民女性和少女，且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状况堪忧。报告还指出，面临多种交叉式歧视的女性遭受暴力的风险更大，特别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面对这些事实，重要的是倾听原住民女性的声音，即使她们因其文化和性别特征而面临边缘化，她们仍然是原住民权利领域的倡导力量和下一代女性的希望的源泉。

Chandra Kalindi Roy-Henriksen是联合国原住民问题常设论坛秘书处的负责人。Roy-Henriksen女士来自来自孟加拉国，她的观念深受其父亲—其人民的领袖，以及她的祖母的影响。她的祖母是一位在其社区有名望、有影响力的女性，她教授她传统的技能和知识如编织、采摘、制作年糕、以及尊重土地这一永恒不变理念的重要性:这里的土地为我们而存在，当你离去时不能一并带走它，而是要将它留给你的子孙后代。

在谈到打破原住民女性的天花板时，Roy-Henriksen指出，关键是要学会以一种让女性感到真实的方式驾驭权力体系。她指出，从她做律师的经历来看，当女性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往往会被视为咄咄逼人或专横跋扈，而男性则被视为坚定自信，但这一现实不应阻止女性追求梦想。在平衡工作、生活、家庭、传统的同时，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女性，你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女性必须学会应对这些细微的差别。最重要的是，女性必须对自己的身份保持自信，这包括她们来自哪里，以及她们如何长大。Roy-Henriksen女士为在法律领域和联合国与许多原住民女性一起工作而感到自豪，她期待看到在她之后的年轻女性继续打破这一玻璃天花板。

Hindou Oumarou Ibrahim是一位环境活动家，乍得原住民妇女和人民协会(AFPAT)的创始人，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倡导者。Ibrahim女士是原住民适应气候变化、传统生态知识和缓解气候变化战略方面的专家。作为气候变化问题国际原住民论坛的联合主席，她积极倡导原住民集体在保护环境方面的独特贡献。

当被问及她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作用时，Ibrahim回答说，“当我要求人们尊重我的原住民社区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他们尊重我”。据Ibrahim女士说，对原住民女性来说，在公共领域树立一个受人尊敬的形象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分享我的想法，告诉他们我所说的不仅对女性很重要，对整个世界也很重要，然后他们开始关注我、尊重我、这让我能够和他们讨论这些重要的话题”。

Ibrahim非常重视教育，她承认，不顾周围人的意见，选择送她上学的母亲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一名女性原住民领导人也鼓励她申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原住民奖学金项目，该项目重点关注国际人权标准和机制以及原住民权利。来自其他原住民女性的支持帮助Ibrahim女士成功地成为一名独立的领导人。

来自厄瓜多尔Kichwa / Salasaka的活动家Mirian Masaquiza Jerez也在为原住民、非洲厄瓜多人、及农村组织联盟工作时完成了这个OHCHR的原住民奖学金项目。Jerez女士现在是联合国原住民问题常设论坛的一名社会事务干事，她同意通过教育，原住民女性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根源，这有助于她们为自己的身份、语言、和文化感到自豪。 “教育为原住民女性提供了重新考虑她们未来的机会。”

Jerez女士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原住民青年和女性在国家和国际两级的各种论坛中的参与，他们将讨论重点放在健康、福祉、身份、赋权以及自决上，这些问题在政府间进程中也得到了重视。 Jerez女士为原住民女性在常设论坛国际舞台上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并指出，现在是“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并应制定保护和支持原住民女性和女童的具体政策和法律体系 。

Mai Thin Yu Mon是一位年轻的人权活动家，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缅甸钦族女性领袖，她从小就对学习原住民权利感兴趣。 她是中国人权组织（CHRO）的原住民发展计划的计划主任，并且是联合国全球原住民青年小组会议（GIYC）的成员，也是国际农业基金组织（IFAD）原住民论坛的指导委员会成员。

她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领袖们齐心协力推动原住民权利运动，令我印象深刻”，并指出，指出谋求领导作用的原住民青年“是我们的长者和原住民领导人几十年来所作一切努力的受益者”。

作为一名沉浸在原住民活动领域的年轻女性，Yu Mon女士并不觉得平衡自己的兴趣和工作很困难，因为她的兴趣植根于她的工作。这位年轻的活动家每天花很多时间在政策改革、环境意识、和文化复兴上，她重视通过摄入水分和冥想来照顾自己，她指出，女性常常把自己的需要放在次要地位，以服务于社区的更大利益。Yu Mon女士致力于为社会建设更美好的未来，就像在她之前的原住民女性所做的那样。

这些原住民女性活动人士的一个一贯主题是合作改革现有的制度，使其能够更好地满足原住民女性和女孩的需要。专门为原住民女性和女孩设立的基层组织、教育项目、和领导力培训正在为建设更强大的社区做出贡献，增强原住民年轻女孩的能力，确保她们获得实现梦想所需的支持。

世界上共有4.76亿土著人民生活在90个国家，他们代表了5000种不同的文化，他们的语言涵盖了全球约7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地的土著人民构成了严重威胁，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医疗保障和其他基本服务。然而，土著人民正在从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寻求解决方案，运用传统和创新知识、做法以及相关预防措施抗击疫情。

在“我们是土著人”系列访谈中，联合国学术影响（UNAI）将对话土著学者及活动家，了解全球土著社区是如何为创建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未来而做出贡献的。

对许多原住民来说，讲故事不仅仅是天马行空的描绘，而是信息传播和知识世代相传的媒介。但是，主流新闻和媒体往往仅会报道原住民故事的一个方面，并侧重于其脆弱性、传统性或糟糕的刻板印象，这包括在新冠病毒持续对原住民社区造成巨大损害的情况下。

《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指出，原住民有权以自己的语言建立自己的媒体，并有权不受歧视地使用各种形式的非原住民媒体。为了消除基于媒体的对原住民群体的偏见，原住民媒体专业人正在努力确保原住民文化多样性在媒体中得到适当体现，并以实事求是、有尊严和合乎道德的方式讲述原住民故事。

Tarcila Rivera Zea是来自秘鲁阿亚库乔的Quechuan活动人士，也是非政府组织Chirapaq的创始人。她也是联合国原住民问题常设论坛的成员。20世纪80年代，她首次加入了拉丁美洲的原住民妇女运动。正如她所描述的，这场运动是女权主义和原住民权利之间的交叉倡议，而在此之前，这从未被纳入主流的行动主义。她与其他权利有关方站在一起，希望重新评估原住民社区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与他们权力有关的时候，这激发了她通过新闻报道来讲述原住民故事的兴趣。

当Rivera Zea在秘鲁文化部担任图书馆秘书时，她处理了许多社论和出版物，并注意到对原住民艺术表达和知识的评估，可惜的是，并这些没有被翻译入正式和官方的系统。这一认识促使她加入了南美印第安理事会(CISA)的《Pueblo Indio》杂志，担任记者，并解决原住民知识传播不足的问题。她的工作包括收集在武装冲突中被强奸的原住民妇女的证词，揭露原住民妇女和女孩所遭受的歧视和虐待。1986年，Rivera Zea成立了Chirapaq(秘鲁原住民文化中心)，以强有力的人权方式支持对原住民民族的文化重申。该组织目前是维护原住民妇女权利的主要机构，使原住民妇女和青年能够成为领袖，并提高秘鲁原住民和文化的知名度。在她的经历中，Rivera Zea将新闻业与行动主义联系起来，并为未来的原住民媒体专业人士铺平道路，她强调，地方新闻是原住民实现权利和重拾自己故事的有力途径。

Nikki Iyolo Sanchez是原住民媒体制作人，殖民主义教育者以及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博士在读生。她来自萨尔瓦多，母亲是一位欧洲裔加拿大人，父亲是一位Pipil / Maya人，她出生于内战期间。自出生起，Nikki的生活就受到殖民化，全球化和系统性不平等的影响。 从小，Nikki和母亲就被迫离开父亲的故土以求生存，自此，她便一直在努力加深对跨文化的了解和同理心。 作为原住民媒体制作人，她不仅创造各种内容，而且还帮助创建平台和网络，以支持新兴的原住民和BIPOC（黑人，有色人种）故事讲述者和电影制作人的发展和能力建设。

对Sanchez来说，非殖民化媒体是关于环境和原住民权利等重要议题的教育、表达和信息传播的工具。谈到报道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原住民的故事时, Sanchez说,在收集与原住民有关的信息时，她一直很注意“直接去信息来源地-社区中去，”因为“主流媒体会在试图代表他人叙述故事时，自然而然地带有固有偏见”。

例如，Sanchez通过她的社交媒体让人们注意到纳瓦霍族在新冠肺炎期间所面临的令人心碎的状况，包括食品不安全、缺乏清洁饮用水等基本服务以及住房条件不足。她还密切报道了那些通过行使领土主权、关闭进入其领土的通道以保护其社区的地方，她说，这是一项意义深远、史无前例的自决行动，这些地方致力于维护社区和老年人的安全，他们说，绝对不让可能携带病毒的人进入，且社区没有资源来应对这些病毒。

对于那些渴望创造自己的媒体，成为故事讲述者的原住民青年，Sanchez主张原住民和BIPOC应该永远有权口述自己的故事;唯一能决定你身份的人就是你自己。原住民不应被视为传统的和静态的，他们完全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为多样化、广泛和多层面的人，现在是媒体开始以这种方式代表他们的时候了。

青年学者和原住民活动家Qivioq Nivi Løvstrøm在格陵兰岛大学的文化和社会历史系学习。与Sanchez呼吁原住民自我表达相呼应，她分享了自己的信念，如果没有我们，便不是我们的故事，这表示，我们是唯一能够为自己表述发声的人。当面对成见和偏见, Løvstrøm说，重要的是要设定界限,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不断发展的文化,我们在试图理解两个世界。

所有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代表自己。当原住民为原住民制作的内容被看到和听到时，它有助于拓宽社会视角，消除污名化，促进更好的理解，从而产生尊重和好奇心。Sanchez认为，这最终会为每个人创造一个更有活力和更有趣的世界。

世界上共有4.76亿土著人民生活在90个国家，他们代表了5000种不同的文化，他们的语言涵盖了全球约7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地的土著人民构成了严重威胁，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医疗保障和其他基本服务。然而，土著人民正在从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寻求解决方案，运用传统和创新知识、做法以及相关预防措施抗击疫情。

在“我们是土著人”系列访谈中，联合国学术影响（UNAI）将对话土著学者及活动家，了解全球土著社区是如何为创建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未来而做出贡献的。

随着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多种缓和及应对策略的实施刻不容缓。在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的引导下，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和社区齐心协力以减少灾害风险和带来损失，以构建更安全，更可持续的未来，但土著社区在灾难降临时常常面临缺少相关政府部门支持的问题。 政府倾向于将重点放在基于西方国家科技的灾害制定策略，来减少风险带来的影响。但是，直接遭受灾难的土著社区需要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本土化方法。他们的本土资源和传统知识代代相传，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在土著人的知识中，他们主要依靠自身与环境的密切联系来进行减少灾害风险工作，例如，传统的天气预报方式，包括对月亮、太阳、星星、动物和昆虫的观察。根据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UNPFII）的一份报告，印度尼西亚锡穆卢岛（Simeulue Island）的土著居民在2004年成功地在印度洋海啸灾难中存活了下来，因为他们久经时间考验的经验常识是“当水牛向山头跑去时，就以为着海啸来了。”居住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达莫达河附近的人们使用刻在树木上的标记以及观察到蚂蚁将卵移到高地的现象来得知洪水即将来临的信息。

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阿拉斯加的特林吉特和海达印第安部落的成员，也是公共服务传播中心的主任，这个公共服务传播中心已发起多项倡议来使土著人也参与到包括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在内的多个联合国机构的降低灾害风险的工作中去。斯科特（Scott）与新西兰林肯大学（Lincoln University）的西蒙·兰伯特（Simon Lambert）教授合作，在其出版物《国际减少灾害风险战略与土著人民》中强调了多边协议需要达成的迫切性，以使得土著人民也能充分参与关于灾害政策制定和发展议程的讨论中。

斯科特（Scott）指出，土著社区具有强大的协商流程，并且通过社区中现有的通信网络，社群成员得以广泛而迅速地共享信息。这在减少灾害风险的工作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现场情况的沟通交流可能是灾难前后社区存亡的关键决定因素。随着土著社区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危机，具有包容性和对本土文化理解的决策过程至关重要。包容和保护“族群长者”是土著人协商的核心理念，这确保了最容易遭受致命病毒侵害的老年社区成员的需求得到满足。

Tuhoe和Ngati Ruapani的成员，原住民减少灾害专家Simon Lambert教授一直切身参与抗疫，与原住民社区一同面对COVID-19。他说：“土著人是经验丰富且能做出非常专业的第一时间应对措施，对于大多数土著社区来说，他们在抗议活动中的角色已经非常明确了。”

但是，在没有对当地文化背景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始终无法通过西方国家体系来分析土著人预防灾害的方法或直接将这种降低灾害风险的方法论转化为西方国际适用的模式，强行尝试转化做可能会引起混乱。兰伯特教授指出，我们也必须以土著语言提供有关灾害风险的信息和教育材料，斯科特也同意：“如果仅将信息从英文翻译过来，但不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理解信息，那这个信息对于那个社区而言也无济于事。”两位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制作和传播有关COVID-19的抗疫指南必须首先关注受众的特点：他们的语言，文化和沟通方式。

继2010年/ 2012年新西兰奥特罗阿（Aotearoa）的Ötautahi/ Christchurch地震之后，兰伯特教授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可能因环境灾难而引起的社区心理健康问题上。尽管他的研究对象在地震中都幸存下来，但许多人的心理受到了严重影响，而先前或仍然存在的个人或家庭（大家庭）“灾难”更是加剧了这场灾难的影响。对于灾后心理建设工作，由土著人领导的咨询会有效地满足社区成员的这些情感需求，并避免他们再次遭受创伤。这样的举措应该成为幸存者康复计划的关键部分，也是构建未来的灾难管理和降低风险策略时重点考虑的环节。

土著人民是在第一时间给出应对策略的群体，在有复原余地的问题上也能给出解决方案。不幸的是，他们经常遭受灾难影响，且这样的影响极具破坏力，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降低灾害风险的能力不足，而是因为系统的种族主义，孤立和边缘化。我们迫切需要加强政府，决策者和土著人之间的对话，以赞扬土著知识的价值及其所代表的自力更生的特点和可持续性。我们现在又越来越广泛的机会，不再单方面定义土著知识是“传统的”，而是让土著知识更具现代性，并建立一种平衡的方法来将现代科学技术的益处融入到本地化的解决问题的计划中。

更多信息：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土著人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土著人气候行动

COVID-19期间为土著社区服务的一线组织

世界上共有4.76亿土著人民生活在90个国家，他们代表了5000种不同的文化，他们的语言涵盖了全球约7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地的土著人民构成了严重威胁，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医疗保障和其他基本服务。然而，土著人民正在从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寻求解决方案，运用传统和创新知识、做法以及相关预防措施抗击疫情。

在“我们是土著人”系列访谈中，联合国学术影响（UNAI）将对话土著学者及活动家，了解全球土著社区是如何为创建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未来而做出贡献的。

与同一国家的其他公民相比，土著人民的健康状况更差，残疾的比率更高和生活质量下降的比率更高，预期寿命要短得多。他们的健康状况受到其生活条件，就业和收入水平以及可享有有限的食物，水和卫生服务的严重影响。地理上的隔阂孤立，贫困，歧视和缺乏文化理解进一步阻碍了土著居民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为了改善原住民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并缩小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身体健康状况的差距，确保土著人能获得优质医疗保健服务必须仍然是首要任务。土著医学专业人员一直遵循“文化关怀与健康护理相结合”的原则并通过使用多方面的实践方法，例如传统的实践方法（巡回演说和涂抹圣药）来促进病人的康复和赋予享受医疗保健服务的权利。当这些领导人致力于通过倡导以社区为基础的自决的研究和行动相结合来争取土著人的医疗保健权时，土著社区便可以制定符合其自身独特需求的与文化相关的医疗保健计划。

Michelle Johnson-Jennings博士是Choctaw部落成员，也是明尼苏达大学植物学副教授。她还是土著临床健康心理学家，并且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COVID-19土著专家小组的成员。

Johnson-Jennings博士的家乡，即俄克拉荷马州乌龟岛的Choctaw Nation。这里正如许多其他土著社区一样，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 Johnson-Jennings博士一直与其他土著同事紧密合作，以解决土著群体面临的与COVID-19相关的差距问题以及如何以最恰当地方式告知他们COVID-19的风险，预防和治疗方法。

Johnson-Jennings博士说：“ 疫情对土著，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对于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政府的支持都在减少乃至停滞。”单论她所在的社区，博士是这样说的：“老人们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离世，这令人感到非常心碎，因为他们是说第一语言的人和知识保存者。鉴于土著青年群体还患有更高的肥胖症，II型糖尿病，哮喘和其他患病风险因素，进一步而言，我们也在担心我们的孩子的健康将会受到损害。”

为了保护这些高危人群，土著社区采取了预防措施以减缓COVID-19的传播速度。 Johnson-Jennings博士指出：“在许多土著社区，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安全距离，举行线上宗教仪式，在网上公布关于公共卫生的公告，并向公众发布‘暂不接待游客’的告示。”此外，一些土著社区正在开展传统的康复课程，并为需要帮助的成员（例如，老年人和被隔离的人）提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知识分子和社区里的长者一直在谈论与疫情有关的对未来的预测，并重新灌输给当地的人关于如何照顾自己和他人的知识，这些知识与他们的祖传知识都有所不同，这对于社区的福祉和居民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在谈到她的研究时，Johnson-Jennings博士说，她选择了一条对自己的社区最有帮助的职业道路，因为他们的需求是“最重要的”。她将健康保健措施融合于土著知识的文化背景中，并利用西医理论和实践作为补充，从而为土著人民创造了更友好的医疗环境，而不是让他们感到陌生及被疏远。Johnson-Jennings博士说：“最终，通过将医疗保健工作与社区的文化和历史故事联系起来，研究人员和医护人员可以适当推进他们的工作。因此，我与社区成员，长者和其他知识分子紧密合作，以提供信息并共同研究解决方法。”

Jaris Swidrovich博士从多伦多大学获得药学博士学位。他目前的研究和实践领域涵盖艾滋病，LGBTQ的健康，药物滥用疾病和土著健康等领域。 Swidrovich博士坚信自己是来自Yellow Quill First Nation的索尔托/乌克兰人，他说，当医学专家试图理解和确定土著健康决定因素时，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整个情况，包括殖民地历史和也许我们难以想象的土著人民所忍受的糟糕的生活条件：“我们不能在没有正确认识殖民地创伤的历史以及他们自己，家人和社区生活的情况下就对他们进行康复治疗。”

例如，在疫情开始之前，Swidrovich博士开始致力于一项以社区为单位的的药物滥用问题项目，该项目中超过一半的研究对象是活跃的吸毒者。他的研究证明，直到几年前社区居民因森林大火而被迫迁离社区后，吸毒问题才开始严重起来，这阐明了土著居民健康与环境之间的重要联系。Swidrovich博士为社区确定的治疗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陆基康复方法，重新学习原始语言，参加蒸汗屋，从自然中收集传统药材并烟熏，参与历史悠久的歌舞活动。这些活动都用于帮助了他们的康复。

首字母缩写词2SLGBTQ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性别奇异者）对于北美土著群体来说是独特的，因为它包括自己对女性和男性精神的独特理解。 2SLGBTQ +社区的成员面临的歧视和不宽容的比例过高，这使他们特别脆弱，因为COVID-19的出现更是放大了现有的社会不平等。 Swidrovich博士强调了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内在联系，呼吁增加对2SLGBTQ +群体的支持。在谈到精神健康服务时，他指出：“视地点而定，有些地方会资助网络建设以提供资源，信息以及人们彼此的联络方式”，现在许多在线提供服务都触手可及，其中有些在抗疫期间是免费的。尽管这确实让人们无法再面对面接触，但也增加了来自农村地区土著人民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

当被问及他将对希望从事医疗工作的土著年轻人的建议时，Swidrovich博士迅速回答：“我会告诉他们给我打电话！”他回顾了自己在探索土著文化与西医之间的研究过程并表示愿意支持有抱负的年轻医学生，如果他们在其专业领域缺乏指导。在职业选择方面，Swidrovich博士认为药剂师这一类职业人群是城市和乡村的居民都最容易接触到的。土著社区成员不得不等待几周才能去看医生或精神科医生这一现象并不罕见。但是，就在柜台对面的药剂师可以立即为患有身体和精神疾病的患者提供信息和临时的支持。因此，他认为政府部门必须在药房研究上投入更多资金，这一点很重要，“那扇门不应该向最需要它的社区成员紧闭。”

尽管COVID-19对土著居民造成了伤害，但许多经济资源很少的土著社区仍然保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实践方法，这些都为他们的未来带来了希望。我们迫切地需要增加对本地化研究计划的资助和支持，以帮助土著人民更好地解决其独特需求。因为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他们仍然表现出对实现恢复社区健康目标的不可估量的决心。

更多信息：

世界土著人状况：健康

土著人民问题机构间支助小组：土著人的健康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土著人的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土著人的健康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世界上共有4.76亿土著人民生活在90个国家，他们代表了5000种不同的文化，他们的语言涵盖了全球约7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地的土著人民构成了严重威胁，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医疗保障和其他基本服务。然而，土著人民正在从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寻求解决方案，运用传统和创新知识、做法以及相关预防措施抗击疫情。

在“我们是土著人”系列访谈中，联合国学术影响（UNAI）将对话土著学者及活动家，了解全球土著社区是如何为创建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未来而做出贡献的。

政治生态学是一门将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实践学科，为探索交叉学科途径创造空间，在保证自然环境的同时，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社会经济需求。

作为地球的原始管理者，土著人民的生活根植于可持续发展进程。从他们早期在今加拿大和哈德逊湾公司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到亚马逊亚诺玛米人利用森林植物制造农渔业设备，土著人民向来尊重资源，他们的生产方式充满智慧。

鉴于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所作出的各项决定以及大型开发项目对土著土地和资源持续产生的严重影响，土著政治生态学家正在利用他们关于环境互利关系的相关知识和见解探索更加可持续的治理方法。

来自安西那比部落的默勒·巴拉德博士是UNAI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曼尼托巴大学的学者兼教授，他致力于研究环境变化如何影响土著人民的生活，以及如何将土著知识纳入与环境相关的决策过程中。

巴拉德博士回忆了她的童年时光，她回想起母亲在冬天将小牛犊带回家里的厨房照顾，在天气恶劣时关爱动物，这是她与周围的生命和土地建立联系的第一课。巴拉德博士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表示，“我一直对周围的土地和环境状况充满兴趣，我们的人民，我的祖先——他们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早在我出生之前就一直在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巴拉德博士对水资源和渔业管理研究兴趣浓厚，这源于她应对家乡洪水的第一手经验，她认为，自古以来土著人民就一直守护着环境，他们将其特有的陆地和水路观测技术代代相传，因此，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环境状况。2011年，曼尼托巴省降雨量远高于正常水平，加上严重的风灾，导致洪水泛滥，其波及范围和严重程度前所未有。省级防洪机构无法控制水势，导致湖岸周边社区7000多人被疏散，流离失所。对此，巴拉德博士表示，显然需要在环境规划中纳入土著人民主导的协商活动，“大家常常对我们的知识体系表示不认可，但是现在他们是时候开始认可我们了。“

巴拉德博士还强调称，市政和工业废水、农业径流以及空气污染产生了磷和氮，温尼伯湖因过度暴露在这两种化学物质中而受到严重污染。这些工业金属破坏了湖泊生态系统，对渔业造成威胁，减少了湖泊为人们带来的休闲乐趣。由于政府开发了水电项目，修建了基础设施控制南部城市洪水，导致温尼伯湖的水位持续波动，影响了鱼类的生存。曼尼托巴大学土著研究项目通过拨款，促成安西那比渔民和非土著科学家合作，通过研究鱼类新的行为模式和感染的新疾病类型，帮助恢复水体健康。同时，通过研究土著和西方科学水产养殖管理相关内容，了解鱼类的适应性特征。这一合作关系彰显了和农村土著人民共同工作的价值，通过多方合力，环境可以得到更加可持续地更新和恢复。

生活在草原上的土著人民将土地视为自己的亲属，视为家庭系统的延伸。萨斯喀彻温大学政治生态学博士生、来自Nêhiyawpwat（纳科塔州平原）部落的迈兰·图图西斯表示，“在大部分生活生产实践中，我们都基于这种土地关系来评估收获，利用土地资源。我们还制定了法律来规范我们与土地和自然的关系。这些土著法律有助于在满足人类需求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之间保持平衡。

图图西斯提到，“尽管殖民对地球和土著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我们的法律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还没有断。我们正在努力建立更多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而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开始建立这种必要对话方式提供了途径。”图图西斯强调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他表示，这些目标为各个国家和组织开展此类对话，努力恢复生态平衡提供了框架。

图图西斯指出，很多土著集体在被殖民化之前就拥有出色的农业实践，然而如今农业过度工业化导致土地过度开发，农业用地不断被蚕食。农业的商业化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影响土著人民的土地权利和总体福祉。因此，退耕运动被大力推广，这一运动并不是要取消所有定居者的耕作计划，而是提倡将土地归还给土著人民，恢复可持续农业实践，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图图西斯将他在政治生态学领域的学术旅程描述为“非正式陆上教育和正式学术界的融合”。他和巴拉德博士一致认为，包容性语言是一种指导原则：只有用土著传统语言而非“学术”话语与土著社区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才能通过批判性对话做出更加明智的社会经济决策。

坚实、健康和繁荣的环境将让全人类受益。我们每个人在从丰富的自然资源中获利，因此保护自然不仅仅是土著群体的职责，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土著生态学通过归纳和认可土著人民以及久经考验的土著知识，试图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探索原始做法，激发可行性强的创意，以改善社区，改良土地，维持可持续生活方式。

世界上共有4.76亿土著人民生活在90个国家，他们代表了5000种不同的文化，他们的语言涵盖了全球约7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地的土著人民构成了严重威胁，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医疗保障和其他基本服务。然而，土著人民正在从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寻求解决方案，运用传统和创新知识、做法以及相关预防措施抗击疫情。

在“我们是土著人”系列访谈中，联合国学术影响（UNAI）将对话土著学者及活动家，了解全球土著社区是如何为创建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未来而做出贡献的。

从北极到南太平洋，土著人通常被视为地球最初一批土地管理者的后代，他们居住在特定的地理区域，然而，后来其他文化和其他种族来到这些区域，通过征服、占领、定居，成为这些土地的统治者。

考虑到生活在世界各地4.76亿土著人民的多样性，我们不能将其局限于某个单一定义。联合国将土著人民描述为特有文化和天人合一理念的继承人和实践者。对“土著人民”这一术语的现代理解是基于土著人民在个人层面上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以及土著社区对其身份的认定、与殖民前社会的历史连续性、与领土和周围自然资源的紧密联系、特有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制度、特有的语言、文化和信仰等。

现代以来，受工业发展、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土著社区正面临着恶劣的生存条件。面对灾害，土著人民在集体和个人层面证明了他们所具有的无限韧性，重新成为问题解决者。在“我们是土著人”系列访谈中，联合国学术影响（UNAI）邀请来自全球各高校的土著思想领袖，围绕新冠肺炎大流行后土著人民的文化异质性、个性和社区韧性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阿拉斯加特林吉特和海达印第安部落成员、公共服务传播中心主任约翰·斯科特指出，由土著人民主导的协商活动始终将老人的社会融入和权益保护置于中心，这在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公共服务传播中心代表包括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ISDR）在内的数个机构，协调落实各项倡议，让土著人民参与到落实减少灾害风险的行动中。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具有包容性和文化理解性的决策过程对于满足他们想要服务的社区成员的需求至关重要。

新西兰林肯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图霍和恩加蒂·鲁阿帕尼部落成员西蒙·兰伯特教授是减少土著人民灾害风险方面的专家，一直在持续参与土著社区应对新冠疫情的相关会议。他指出，土著语言所提供的信息和教育材料非常重要，尽管翻译这些土著语言可能“成本较高，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自早期殖民以来，土著人民的信息记录始终处于危险当中，而多语种研究以及确保将土著语言纳入学术讨论的紧迫需求，为保护这些信息提供了有效途径。

对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Nêhiyawpwat（纳科塔州平原）部落成员、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政治生态学博士研究生迈兰·托托西斯对土著群体和自然景观的共生关系进行了思考，这一共生关系曾减轻了很多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他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各个国家和组织开展对话、争取土著人民权利提供了框架。”

来自安西那比部落的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学者兼教授默勒·巴拉德博士也将可持续发展视为其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她表示，“我们的人民，我的祖先，他们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早在我出生之前，从远古时期开始，就一直在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此外，土著青年正在加紧应对环境、平等和教育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做好准备引领积极变革。格陵兰青年学者和活动家奇维克·尼维·洛夫斯特罗姆在格陵兰大学北欧学院及文化和社会历史系开展工作和研究。她所在的土著社区叫“卡拉利特”，是“因纽特努纳特”（因纽特人之地）的一个分支。作为一个积极维护环境权利的年轻女性，奇维克指出，“卡拉利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多数都是女性”，在社会和人权领域也以女性劳动力为主。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全球土著人口依然众多。研究表明，拉丁美洲有超过4200万土著居民，占其总人口的8%。通过重振治理结构，中国、越南和印度等国家的部分土著群体成为社会和经济振兴的领导者。从呼吁对墨西哥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的纪念碑进行正式保护，到东非马赛人对政府同化计划提出挑战，再到北美众多土著社区对于双灵性别身份的现代融合，一个个土著人民的故事不断为后世铺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土著人民是谁？他们有哪些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特点？他们面临着哪些挑战，做出了哪些贡献？对于这些问题，主流媒体、教育和政治体制给出的答案往往过于简单。因此，“我们是土著”系列访谈不会再重复这些简单陈述，而是力求改变土著人处于弱势、濒危和危险状态的相关叙述，阐明土著知识和现代性所展现出的不可估量的多样性，这些也都要归功于土著学者们打破殖民壁垒，在激进主义和学术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对于现代性的定义众说纷纭，我们不应将土著语言诸多翻译置于单一的泛土著世界观下，而应该着重探讨土著视角是如何在几代人的知识体系中留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