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妇女权利

9月21日是国际和平日，今年的国际和平日首先应纪念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中逝去的所有生命。和平不仅仅意味着和谐、安全和福祉，也代表着性别平等和不歧视。妇女和女童占世界一半人口，如果她们的福祉得不到保障，那么我们所理解的和平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历史上，妇女是受战争和冲突影响最大的群体。然而，在卓有成效的和平进程中，她们也是最积极的参与者。《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签署，而早在这之前，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就已于1915年成立，旨在应对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1200多名妇女主张，妇女有权参与和平与安全事务的决策。

妇女地位委员会于1969年提出质疑，认为应该在冲突期间向妇女和儿童提供特别保护。五年后，即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1975年至1995年期间，联合国召开了一系列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这些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认可了妇女作为和平的有力推动者的地位：1975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允许妇女更多地参与安全事务的要求；十年后，在内罗毕，妇女的观点被纳入旨在促进世界和平的多层面行动中；最后，1995年，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在北京举行，要求让更多妇女进入和平与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层。

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2000) 号决议：确保妇女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权利的里程碑

武器的扩散和使用对妇女的影响尤为严重。男性是导致小武器滥用的罪魁祸首，还导致了84%的暴力死亡事件，包括过失杀人和武装冲突中的死亡事件。然而，尤其是因为小武器的使用，每两小时就有一名妇女死于基于性别的家庭暴力和性暴力

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2000) 号决议是全球妇女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是安理会最重要的决定之一。这项决议于2000年通过，承认了冲突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并重申了她们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该决议涉及四个相互联系的核心任务：参与、保护、预防以及救济与恢复。

在接下来的15年中，安理会还通过了其他七项决议，讨论了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关键问题。这些决议发挥了诸多作用：帮助人们认识到，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是一种战争手段；提高妇女在和平行动中的参与度；要求对维和人员基于性别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部署妇女保护顾问；承认妇女组织在保护人权方面的关键作用。

然而，尽管过去20年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在监管和预算层面仍然存在执行方面的差距。针对安理会第1325(2000) 号决议，如今只有41%的联合国会员国通过了相关的国家行动计划，而这些计划中只有22%在通过时编列了预算。2018年安理会的所有决议中，只有不到20%提到了妇女的重要性以及确保民间社会、妇女团体和妇女人权维护者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必要性。在这些讨论中，妇女仍被边缘化，这是一个重大不足，影响到关于和平与安全的决策的质量、执行速度和可持续性。

没有妇女的充分平等参与，就没有可持续的和平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保持和平不仅需要采取行动，防止暴力爆发和升级，避免冲突继续和再次发生，还需要解决排斥、歧视、不公正、不平等和结构性暴力的根本原因。

如今，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中的女军事人员仅占全体军事人员的4.2%，近期的和平协定中仅有29%包含与两性平等有关的规定，而在2013年这一比例达到45%。3500万妇女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至少五分之一的女性难民遭遇过性暴力，但只有28%的人道主义需求评估阐明了基于性别的不同影响。

相比民主水平或国内生产总值，性别平等水平更能预见一个国家的和平程度。一个国家如果以性别平等为指导方针，那么就不太可能诉诸暴力、侵犯人权、施行酷刑、经历内部冲突或发动战争。全球和平指数指出，过去一年来，全球和平水平在12年里第九次退步。因此，像冰岛这样的国家一直被认为是最和平、最倡导性别平等的国家，这并非巧合。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京宣言》发表25年后，性别平等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妇女的政治参与仍然是最大的性别差距。现如今，女性在全球当选政治人物中所占比例不到四分之一。在193个国家中，有85个国家从未有过女性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内阁部长中，女性仅占21%；某些国家仍然没有女性代表。

尽管在过去的20年中，在议会任职的女性比例从11.2%增加到24.9%，但这还远未达到三分之一，即推进性别平等法律和政策所需的最低门槛。按这样的进展速度，全球性别差距在100年内将无法消除。

妇女代表权的目标远未实现，妇女参与政治又持续受到强大阻力。她们受到创纪录水平的政治暴力的双重冲击。政治环境中厌女症、性别歧视和仇恨言论的兴起导致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增多。

从2019冠状病毒病到气候危机：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面临挑战

在大萧条以来影响最深远、最具破坏性的危机中，我们目睹了女性在行动中的领导力。在2019冠状病毒病期间，从决策到前往一线提供服务，女性都更加高效。第一手证据表明，在妇女参与抗疫过程并且被赋予权能的情况下，传染病病例较少，死亡率较低。然而，尽管全世界都在与此次大流行病作斗争，尽管全球停火的呼吁已被发出，我们仍然看到冲突、暴力和不稳定的情况大量存在。我们还在继续与气候变化作斗争，如果这一生存危机得不到解决，发生暴力冲突的风险就会增加，人类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冲突后的恢复和和平建设也会受到挑战。

2015年，安理会首次将气候变化与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联系起来。2大流行病的暴发、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暴力极端主义的兴起，被认为是造成全球和平与安全格局快速变化的关键因素。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气候变化破坏了人类安全。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暴力冲突会加剧一系列问题，包括贫困、歧视、不平等、性别暴力、粮食不安全和被迫移徙。这些挑战要求采取更全面的方法，使各级妇女能够切实参与从预防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到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整个过程。妇女是受气候相关的冲突影响最大的群体，未来也会如此，土著妇女和残疾妇女尤其如此。妇女是复原力建设和冲突转变行动的推动者，她们也应该成为这样的推动者。

如今，在后疫情时代，世界正在努力重建，是时候从根源上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并以平等和妇女权利的视角来“重建更美好的家园”。为此，我们需要优先考虑冲突预防以及针对保持和平所面临威胁的行动。我们需要确保落实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该议程是旨在预防冲突、保持和平、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保护人权的主要全球承诺之一。

2019冠状病毒病阻碍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受到严重影响，脆弱国家可能因冲突和内战而遭受重创。然而，这一动荡局面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有机会加倍努力应对不平等和排斥现象带来的影响，让我们有机会按下消除贫困和结束气候危机方面的重启按钮。这不是志愿服务，而是一项协调一致、坚定无比的行动，旨在实现多个目标，例如，变革性地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并使投资更明智、更环保。为了确保我们能应对新老挑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确保妇女可以平等且有意义地参与到最前沿的和平、安全和人道主义行动。这不仅能保护妇女权利和尊严，还能确保她们在建立和保持和平中担任起关键角色。

今年有三大国际里程碑事件：《联合国宪章》签署75周年；《北京行动纲要》通过25年；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325(2000) 号决议并确立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20年，该决议加强了妇女在预防冲突和保持和平中的关键作用。纪念这些历史里程碑事件的最佳方式是缩小执行方面的差距，并确保我们言行一致，确保妇女的声音和能力被纳入重建更美好的家园的所有工作中，从而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公平以及没有不公正、暴力、贫穷和不平等的世界。和平不应该只是理想或乌托邦式的梦想，而应该是激励推动行动和变革的力量。

注释

1 S/RES/1820 (2008); S/RES/1888 (2009); S/RES/1889 (2009); S/RES/1960 (2010); S/RES/2106 (2013); S/RES/2122 (2013); S/RES/2242 (2015);1 S/RES/1820 (2008); S/RES/1888 (2009); S/RES/1889 (2009); S/RES/1960 (2010); S/RES/2106 (2013); S/RES/2122 (2013); S/RES/2242 (2015);

2 S/RES/2242 (2015).2 S/RES/2242 (2015).

2020年9月18日

 

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师生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