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需要真相

当强迫失踪受害者的家属举着“失踪者”的照片在城市广场游行时，他们正在主张国际人权法规定的最基本权利之一：了解亲人的遭遇、下落及责任归属的权利。这就是了解真相的权利，而如今，这项权利正遭受质疑。

2010年12月21日，大会宣布3月24日为“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该国际日旨在缅怀于1980年3月24日遇害的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大主教。罗梅罗曾积极参与谴责萨尔瓦多境内侵犯最弱势者人权的行为。

今年的3月24日恰逢阿根廷政变五十周年。这场政变后，阿根廷在军政府残暴独裁统治下经历了数年的恐怖时期。1976-1983年间，数万人遭到杀害或失踪。

这一国际日给了我们契机反思应如何努力恢复人权侵犯受害者的尊严。只有确保他们了解真相的权利，才能恢复受害者的尊严。事实上，尊严需要真相。

了解真相的权利有着深厚的基础。在正式写入法律之前数十年，了解真相的权利就已获得广泛认可，国际立法、司法判决以及各国幸存者的亲身经历都印证了这一点，从阿根廷到摩洛哥，从柬埔寨到哥伦比亚，皆是如此。经更新的《采取行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保护和增进人权的一套原则》（俗称《茹瓦内/奥伦特利彻原则》）将了解真相的权利描述为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该《原则》指出，每个人都有权了解以往发生的严重罪行，了解导致产生这种罪行的情形。

一项个人和集体权利

了解真相的权利同时存在两个层面，理解这两个层面，对保护这项权利至关重要。

在个人层面，这是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权利：他们有权知晓亲人的命运和下落，有权了解任意处决的情况，有权厘清是谁下达的命令。正如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所说，真相得以充分还原，便能化作“一种赋权和治愈的力量”。这种形式的认可，让那些苦难持续受到蓄意否认与抹杀的人们，重拾生命的意义与尊严。

在集体层面，真相属于整个社会。各个社群、国家和子孙后代都有必要了解曾经发生了什么以及原因何在；诚实面对过去，是防止历史重演的最为持久的保障之一。从1984年阿根廷成立的失踪人员问题全国委员会，到2017年哥伦比亚成立的澄清真相委员会，各个真相委员会对此都有着直观的理解。他们的职责立足于受害者个人的权利，以及社会了解自身历史的普遍诉求。

一项具有实质内容的权利

国际标准明确指出，了解真相的权利具备非常广泛的适用范围。该权利涵盖导致受害者遭受苦难的原因、促成侵犯行为的模式和制度结构、负有指挥责任的人员的身份（而不仅是直接施害者），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受害者的命运和下落。各国有义务迅速、独立、有效调查严重的违法行为，并确保调查产生真实、公开的记录。真相委员会等法外程序是对刑事司法的补充，两方面必须协同运作，调查结果相互印证。

各国同样有义务保存查明真相的档案。安全部门的记录、军事档案、法医材料、幸存者证词，这些都是严肃真相调查过程的证据支柱。《茹瓦内/奥伦特利彻原则》规定了保护证据免遭销毁、篡改或隐瞒的积极义务。对于已被封存的档案，必须遵循最大限度公开的原则，仅在为保护相关人员，且适度、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可设置例外。

一项受质疑的权利

在不确定的时期，这些考量十分重要，即使在稳定的时期，这些考量也很重要。今天，了解真相的权利面临两种截然不同且十分严重的威胁。

第一个威胁是国家支持否认历史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抬头。在多个地区，政府公开否认或美化过去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制定法律禁止传播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信息，或者取消资助或解散真相委员会。一些已开展的调查工作发现了一种更为隐蔽的倾向：通过改革中小学教育课程，将了解真相的权利工具化，旨在掩盖或重新定义过去的暴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否认某些个人的刑事责任。修正主义宣扬歪曲历史侵犯行为的记录，并常常灌输恐惧和仇恨。这是一种蓄意的抹除政策：不仅抹除过去，也抹除构建一个真实、负责任的未来所必需的条件，从而破坏历史真相的代际传递，无法保证过去的暴行不再发生问题。

第二个威胁，同时也是第二个机遇，在于新兴技术。数字化平台显著扩大了否认主义内容的传播范围，因此操纵历史记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快捷、成本更低、规模更大。深度伪造、算法放大虚假信息以及故意删除数字证据，都对历史记录的完整性构成严重风险。

然而，技术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数字化工具增强了实时记录侵犯行为的能力，可保存原本会消失的证据，并扩大无法亲身参与的受害者获取真相的途径。法医DNA鉴定技术的进步，改变了寻找失踪者的方式。开源数字调查让问责制在传统取证手段无法奏效的时候也有可能落实。挑战在于要利用这些机遇的同时防止机遇被滥用，并确保技术能够支持和加强人们了解真相的权利。新技术必须有助于强化幸存者声音的核心地位，使社会和子孙后代能够直面过去的侵犯行为，保存记忆，防止再次发生。

一项需要政治意愿才能履行的义务

现有的法律框架虽然健全，但正受到威胁。国际法规定每个国家都有义务落实和保护了解真相的权利。现在需要的是履行义务的政治意愿。各国必须支持开展独立调查，保护记录侵犯行为的人：记者、人权维护者、法医专家和其他人员，并积极反对否认主义，而不是助长否认主义。国际行为体应支持记录能力的发展，推动制定数字证据的共同标准，并加强与真相调查机制的合作。

与此同时，还需要应对新技术对保护了解真相的权利构成的新挑战，特别是在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其中的情况下。因此，在未来数年里，必须采取整体战略处理此类权利侵犯行为，而不局限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单一战略。包括考虑如何追究某些非国家行为体的责任，同时促进与他们的合作。最终目标是确保新技术能够巩固而不是削弱人们了解真相的权利。

了解真相的权利既被正式认定为一项法律权利，也是实现实质性正义的先决条件，同时也发挥着前瞻性预防策略的作用。当今世界，操纵记忆日益成为治理工具，维护真相已成为各国和国际行为体最重要的责任之一。确保了解真相的权利得到保护，不仅是对过去侵犯人权行为的公正回应，也是对促进未来社会完整性和韧性的一项关键投资。

今年，联合国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将编写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过渡时期司法背景下应对否定主义、修正主义和政治化挑战的报告，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另一份关于过渡时期司法背景下新兴技术的报告，提交给大会第81届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