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那里是为了声援那些遭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人们，并提请关注该区域正在采取的创新气候行动。

　　一些太平洋国家的海平面上升幅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对一些岛国构成生存威胁。海洋陷入严重困境，从珊瑚礁白化到生物多样性丧失再到塑料污染，不一而足。极端天气事件呈上升趋势，危及生命和民生。

　　我亲眼目睹了气候变化造成的种种更令人心碎的影响，其中图瓦卢的情况最为严峻，在这个地处偏远、由珊瑚环礁组成的国家，最高海拔不到5米。我探访了一户人家，他们生活在无休无止的焦虑中，担心被仅有几步之遥、不断上涨的汹涌海水所淹没。

　　图瓦卢人民的热情和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的挚爱让我深受感动。这些社区对气候变化几乎没有任何责任，然而，由于排放大国的原因，他们在为救国图存而奋斗。

　　切莫误解：这不只是攸关图瓦卢、小岛屿或太平洋，而是攸关整个地球。这些国家目前发生的情况昭示着我们其他人将来的遭遇。在世界各地，人们已感受到气候紧急状况的影响——这种影响只会加剧。

　　在图瓦卢，我遇到一些儿童，他们年纪轻轻却已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他们依赖我们这一代人来保障他们的未来。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要进行许多战斗。但身为一名祖父，这场治理气候变化的苦战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战。

　　很遗憾，这是一场我们尚未打赢的战斗。

　　我们若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凝聚政治意愿，采取变革措施。

　　我们必须承认，太平洋国家在与气候紧急状况的竞赛中是领跑者，它们拥有道德权威。我们必须提出可持续的气候解决方案，投资于可再生能源，提高复原力和适应力。

　　一定要实现科学界明确提出的目标：到2050年实现碳中性；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

　　在国际社会努力实现这些目标之际，我向各国政府发出了明确的讯息。

　　首先，从工资税转向碳排放税。我们应该对污染征税，而不是对人民征税。

　　第二，停止化石燃料补贴。纳税人的钱不应用来导致更多飓风、传播干旱和热浪以及融化冰川。

　　第三，到2020年停止修建新的燃煤电厂。我们需要的是绿色经济，而不是灰色经济。

　　我们需要做的是，快速而深刻地改变我们处理事务、发电、建设城市和养活世界人口的方式。

　　过去十年表明，我们拥有应对气候危机的工具。我们可以挽救生命财产，呼吸污染较少的空气，获得更清洁的饮水，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因循旧章相比，气候行动还可产生价值26万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收益，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选项。

　　我将于9月在联合国召开一次气候行动峰会，以期振奋政治雄心，加快实现 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中的目标。我请各国领导人在与会时既要带上讲话稿，还要带上能源、交通、工业和农业的变革计划。我在此要求履行气候融资承诺，这些承诺并非出于慷慨，而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明智考虑。

　　紧急气候行动是我们能够作出而且必须作出的一项抉择。图瓦卢人民清楚地认识到：拯救他们就是拯救我们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