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年,联合国大会(联大)通过了包含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议程》宣言第37段指出:

我们确认,体育对实现发展与和平的贡献越来越大,因为体育促进容忍和尊重,增强妇女和青年、个人和社区的权能,有助于实现健康、教育和社会包容方面的目标。1

过去25年间,通过积极组织并推广体育运动促进实现发展与和平的目标,体育的贡献得到了越来越高的认识。成百上千个不同类型的组织与机构,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企业组织、慈善机构、体育组织、国际与地方组织,都非常注重发挥体育运动和竞赛应对发展过程中的最持久挑战的积极作用,目标包括促进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增强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认识及预防、提高对残疾人的认可与包容、促进经济增长、环境清理、和平与解决冲突以及教育。其中大部分体育项目是面向青年群体的,尤其是全球南方最不发达国家和社区的青年。

这是“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的理念之一,得到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及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支持。现已有大量关于“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的研究指出,体育具备促进实现积极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同时,这些学术研究结果还指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在社会认知和执行方面的局限性,以及体育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主要挑战。

体育促进国际发展的潜力

近年来,“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相关社科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评估主题项目参与者亲身体验的积极影响,有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这类积极影响确实在不断累加。为世界上最边缘化的人群(尤其是青年人)组织体育相关项目以及提供参与体育项目的机会,对他们的生活大有裨益。

例如,有研究结果表明,体育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认识,有助于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开展的研究发现,与在校接受国家统一课程教育的儿童相比,参与以体育项目为主要形式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同伴互助教育项目的儿童,对安全性行为有更好的认识与警惕性。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基于体育的沟通方式能有效地向面临感染艾滋病风险的青少年传递与安全性行为相关的有用信息。”2尤其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或艾滋病毒/艾滋病相关国家政策缺乏的情况下,体育项目有助于积极对抗艾滋病。

体育还被证明有助于增强妇女权能,尤其是对于边缘化或在社交、经济、身体方面受限制的女童和年轻妇女。女童参与体育项目对父权体制而言是新奇的,甚至是不合规范的,是对父权体制的挑战,但有助于增强妇女权能、促进性别平等。3例如,印度德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父权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中,体育项目让女童和年轻妇女有机会学习生殖健康相关知识,还能增强她们的自信,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与人际关系。4

作为推动建设和平与解决冲突的一股力量,体育所发挥的作用愈发突出。体育是融合不同群体、在冲突后重建社区、帮助包括儿童兵在内的前战斗人员融入社会的粘合剂。“足球促进和平”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项运动的运营工作由联合王国布莱顿大学的职员和研究人员负责。“足球促进和平”尝试通过足球活动促进跨文化交流,推动解决以色列冲突。认识到参与者不可能都会自动接受这项运动的和平使命,因此,组织者开展了组织完善的干预活动,“为凝聚最广泛的努力解决冲突、促进和平共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体育促进国际发展的局限性

一些社科研究同时也强调,除了上述积极影响以外,目前为促进国际发展而组织并落实的体育项目也存在局限性,有些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如果说运动可用以引起青年对一些发展项目的兴趣,让青年能学到生活技能或体会到和平的意义,6那么,如果他们的兴趣不在于运动,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有时候,“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的推广得益于某项运动广受欢迎,但青年也有可能更愿意参与文化或娱乐活动。因此,“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项目若要有效开展,为促进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应该尽量开放以实现多样化,将舞蹈、戏剧、音乐或创意艺术方面的项目纳入其中。

体育对国际发展贡献方面的其他局限性主要集中在方法层面。诸如在项目开展前后进行测试等标准化实证研究已经发现,青年参与体育项目后的自我效能、自尊、整体应对能力以及赋权认知往往有所提高,但对于体育在此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确实很难精确地加以衡量。7青年群体的生活很复杂,尤其是贫穷及边缘化社区的青年群体。他们的社交发展受多方面的影响(如家庭、学校、所在地域、同伴、文化等),很难保证体育必定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体育必定没有或无法发挥积极作用。这提醒人们,评估体育的影响力,应考量体育在众多社会影响因素中的权重。

“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项目的另一个局限在于无法确保或预测体育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体育项目确实能推动建设和平与解决冲突,但在历史上甚至是在当今社会,都曾发生体育加剧冲突与暴力行为的情况。2016年法国欧洲足球锦标赛比赛前后及比赛期间就曾发生暴力冲突。这并不意味着体育必然会引发暴力冲突,但它也并非平白无故就能带来和平。

通过体育促进国际发展还存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局限性。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项目的现有形式虽然能让参与者学会在不公平及受压迫环境中生存所需要的技能,却无法从根源上冲击或改变这类边缘化问题。8例如,利用体育运动向乌干达妇女推广及传播创业技能有助于实现个人或地方层面的经济独立,但乌干达不能为其民众提供实现成功或维持健康所必需的基础框架,体育也无助于改善这种情况。9在一定程度上,体育项目无法促进宏观发展,这也是“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倡议的局限性。

挑战

正因为上述潜力与局限性,“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面临多项重大挑战,尤其是在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方面,其中有两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尤为值得注意。

首先,尽管体育领域的所有发展议题和目标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运动尚需明确、强有力地应对环境退化与气候变化问题。一些著名的“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项目已经提出了生态友好目标,如肯尼亚内罗毕的马萨瑞青年体育协会成立了多个青年足球联盟,球员回收垃圾或参加马萨瑞的清洁活动,也可以获得积分。然而,在“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的旗号下,几乎没有任何机构把气候变化作为主要发展议题。“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项目若要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就必须加强与环境议题的联系,积极参与对抗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

其次,虽然“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的概念和口号强调“体育的力量”,但不容忽视的是,这股力量并非总是发挥积极作用。国际体育项目,尤其是精英级别的项目,仍存在腐败、财务管理混乱、兴奋剂丑闻、暴力以及致使环境退化等损毁名声的问题。显然,如果体育导致或加重这些问题,体育对国际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只是空谈。当然,并非所有体育项目都会卷入这些问题之中。现在,诸如国际足球联合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以及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等世界顶级体育组织都在支持或开展“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项目,表明精英体育项目与国际发展的联系正在日益增强。因此,如果体育具备较高的全球关注度与普及度,体育确实可以促进发展,但推广“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时,人们应让国际精英体育项目承担应有责任,呼吁这些组织机构达到必要的操守标准或进行改革,从而使体育能更好地促进国际发展与和平。

总而言之,“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制度化,表明体育具备巨大的潜力应对时代最紧迫的社会及环境挑战,但社科研究又指出,这样的积极结果是无法保证的。因此,现在我们不应再纠缠于体育能否促进国际发展的问题,而应该思考如何以最公平、最可持续的方式利用体育促进国际发展。

 

 

注释

1.A/RES/70/1号文件,第37段,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

2.格林•C•罗伯茨 (Glyn C. Roberts),西普里安•N•马罗 (Cyprian N. Maro) 和马里特•瑟伦森 (Marit Sørensen),“通过体育向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感染艾滋病风险的青年群体推广艾滋病教育”,《体育促进发展、和平与社会公正》,罗伯特•J•申克 (Robert J. Schinke) 和斯特凡妮•J•汉拉恩 (Stephanie J. Hanrahan) 编辑,(摩根敦,西弗吉尼亚,健身信息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

3.玛尔塔•萨韦德拉 (Martha Saavedra),“性别与运动发展中的困境与机遇”,《体育与国际发展》,罗杰•莱弗莫尔 (Roger Levermore) 和阿龙•比科姆 (Aaron Beacom) 编辑,(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9年),第124-155页(第136-137页).

4.特丝•凯 (Tess Kay),“体育促进发展:证明运动对年轻人的影响”,《社会中的体育》,第12卷,第9期(2009年11月),第1177-1191页.

5.约翰•萨格登 (John Sugden),“体育教学与体育运动促进以色列冲突解决与和平共处”,《国际观察之体育社会学》,第41卷,第2期(2006年6月),第221-240页(第221页).

6.奥斯卡•姆瓦安格 (Oscar Mwaanga),“体育推动解决艾滋病问题:我们的信念”,《LSA时事通讯》,第85期(2010年3月),第61-67页.

7.弗雷德•科尔特 (Fred Coalter),《体育促进发展:何去何从?》(纽约,罗德里奇出版社,2013年).

8.道格拉斯•哈特曼 (Douglas Hartmann) 和克里斯蒂娜•夸乌克 (Christina Kwauk),“运动与发展:概述、批判与重塑”,《体育与社会问题》,第35卷,第3期,(2011年8月),第284-305页.

9.林赛•M•C•海赫斯特 (Lyndsay M. C. Hayhurst),“‘女童效应’与武术:乌干达的社会创业、体育、性别与发展”,《性别、地方与文化——女性主义地理学杂志》,第21卷,第3期(2014年3月),第297-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