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执行秘书，该公约是1994年正式生效的气候行动基础性国际协议，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对气候行动进行了详细阐述。在气候行动的成败攸关之年，埃斯皮诺萨对气候紧急状态进行了反思，敦促大家保持目标的统一性。由于气候问题不分国界，大胆采取行动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
我们现在的气候行动进展如何？
不幸的是，我们正处于气候紧急状态之中。我们确实签署了《巴黎协定》，它为我们如何摆脱这一紧急状态提供了指导。但是，几周前刚刚发布的关于国家自主贡献的报告显示，我们远远没有达到《巴黎协定》中规定的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C的目标。数据显示，我们到2030年的排放量减少了不到1%，而据科学测算，减排需要达到45%。
我们只有10年的时间来开展深入的转变。这些需要现在就做出决定。我们正在讨论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出行方式的改变。因此，这是一个确实令人担忧的情况。
承诺在2050前达到净零排放是动员行动的重要框架吗？
是的，但我们决不能陷入这样一种情形：政府或企业或其他任何组织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然后认为好吧，我们还有30年的时间。2050年很重要，但到2030年，我们需要减少45%的排放。这两个目标必须放在一起来看待。
我们最近看到越来越多的政府、城市、企业和投资者承诺在本世纪中期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然而，我们仍面临一个问题，即看到这些承诺反映在近期的计划中，如《巴黎协定》项下的国家自主贡献。但他们将如何实现这些净零目标？
是否还有改进空间？
如果我们看一下排放的数据，就很难说得上有进步。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看到一些积极的迹象。我们看到在扩大可再生能源方面令人鼓舞的努力。电动汽车不再是汽车制造商的新奇产品，而是他们长期计划的核心部分。各国政府愿意在从大流行病中恢复的同时，重建更美好的家园，并投资于气候解决方案。
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加快速度并采取十分勇敢的重大决定。
气候紧急状态只能通过雄心、决心和政治意愿来解决。这就是我们需要看到的。
即将召开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怎样才算成功？
有四大要素。第一个是以往作出的承诺。这些承诺必须得到兑现和完成，特别是发达国家承诺每年调动1000亿美元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项义务对于建立必要的信任非常重要，以便让国际社会通过此次会议达成实现《巴黎协定》的共同目标。
第二，我们需要结束关于《巴黎协定》的谈判，并全面实施该协定。我们已经就操作指南进行了五年的谈判。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重要的问题需要尽快得到解决。
第三，我们需要增强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的雄心，也要提高在适应性和资金方面的雄心，这是气候变化体系的三大支柱。
第四，我们不能忽视任何声音或解决方案。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人人都必须参与。气候行动必须响应我们社会的期望。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巴黎协定》第六条规定的碳市场问题。请解释下这一议题的进展情况。
碳市场是推动气候行动投资的一个工具，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事实上，谈判的主要议题围绕我们如何从以前的《京都议定书》下的计划，即清洁发展机制，过渡到一个有明确规则的新系统，并向市场发出重要信号。这样，私营公司可以参与碳市场，抵消它们无法避免的排放，并以这种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资金。
我们需要在不同各方的立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仍有争议的问题是，在清洁发展机制下发放了一些信用额度。为了获得这些信用额度，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些项目，这些项目是经过非常严格的程序批准的。但后来这些信用额度并没有得到购买。因此，如果我们根据第六条过渡到一个新的系统，这些信用额度将如何处理？
我们有不同的、极端的立场。仍然拥有信用额度的国家当然希望它们能够过渡到一个新的市场机制。其他国家则认为，如果我们将这些信用额度纳入新的机制，就会引起混乱。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即我们承认这些信用是在一个商定的联合国进程下完成的，与此同时，我们已经从这个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可以在承认这些政治现实的同时建立一个卓越的、强大的市场机制。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永远讨论这样的问题。但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包括一个条款，让任何新的市场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审查和改进。我们将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
为何在气候适应方面的进展如此落后？
长期以来，气候适应被视为只是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有关的问题。极端天气事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在，我们看到极端天气事件每天都在世界各地发生。这应该是一种刺激手段，让人们真正明白，在各地建立气候适应性和复原力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我们总是说气候变化是一个威胁倍增器。因此，无论你在哪里遭遇到干旱或突然的洪水或暴风雪或其他情况，都容易受到这些灾害的影响，可能导致不稳定和冲突。就在几年前，从非洲到欧洲的移民引发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并且经证明与气候变化有关。
我们需要相关的资金，帮助各国防范气候变化。我们希望人们在自己的国家有机会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希望人们因为被迫移民而迁徙。如果他们移民是因为他们希望这样做，那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但如果他们希望留在本国，但实际上不可能如此，那么我们就会面临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够将这些反思纳入到我们更广泛的讨论中，这些讨论涉及气候变化的主要风险以及我们如何应对这些风险。
针对新冠疫情的恢复计划投资超过15万亿美元，但对发展中国家的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诺仍未兑现。我们如何吸引人们关注气候融资问题？
在此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大的责任。今年，我们需要看到七国集团峰会和二十国集团作出真正明确的承诺，发出这样的信息：现在，世界领导人终于下决心履行《巴黎协定》。这意味着富裕国家将履行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不仅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而且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应对所有发展挑战方面。
富裕国家应该看到，这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例如，欧盟已经制定了不同寻常的绿色新政。但是，即使假设这些富裕国家最佳地实施了绿色新政，如果世界其他地方没能出现全球需要的转变，欧洲采取的努力也会受到削弱。
您曾任职于政府部门。请问除了资金问题，为何这么多的政府很难真正为气候行动做好准备？
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是气候变化的性质。这是一个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和政府所有部门的问题。通常涉及环境部、财政部等，每个人都承担不同的角色。要认识到每个部门的计划和方案以及政策中都必须考虑到气候变化风险这一点非常困难。
真正重大的一个挑战，是让各国的财政部认识到气候变化对金融行业存在非常直接的影响，因为每当灾难发生，就会导致巨大的财富损失，当然还有人们生命和生计的损失。这需要一些时间来应对这个挑战，但现在我们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建立了一个气候变化财政部长联盟。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动向。但现在这个联盟才刚刚建立，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生效期已超过25年，《巴黎协定》也是五年前就通过了。
过去，人们也习惯于把气候变化看作是距今非常遥远的事情，将气候变化看作更多的是针对小岛屿国家或非常贫穷国家的计划，因为富裕国家有能力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如今，情况已不再如此。每个国家都应该制定将气候风险纳入在内的国家发展计划。
哪些因素可以开启政府的变化？
最高政治层面的领导。在一些国家，首相或总统办公室一直负责领导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例子虽然非常少，但确实存在。这对于采取主动措施和提供指导必不可少。
科学一直在推动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我们可以从科学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重要作用中了解到什么？
科学一直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赋予我们一些希望来战胜这种大流行病。如果我们能在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和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统一的目标，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科学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福祉的资源，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有关科学的许多知识。
性别问题如何与气候行动相互作用？
如果我们让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处于落后局面，就无法应该对气候变化或人类的任何其他挑战。妇女往往是食物、水和能源的主要提供者，与此同时，她们在气候危机中也首当其冲。她们是制定气候解决方案的关键因素，但往往被排斥在应对气候问题的领导层之外，无论是在基层、区域还是国家层面均是如此。
我们必须确保妇女得到充分赋能，以便参与、贡献和领导世界各地非常有力的气候行动。我特别想提到的一个领域是科学界的女性，她们可以为寻找气候解决方案和非常令人兴奋的创新作出贡献。
您想对那些对其未来状况感到担忧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首先，在过去的两年里，青年在使他们的领导人认真对待气候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想对青年说，他们不应该感到绝望。他们可以为塑造未来的世界做出贡献，就像我们老一代人已经做出的贡献一样。他们有这个机会、可能性和责任。
而且，他们将比他们想象地更早地做出决定，所以他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他们需要拥有保持思想开放的技能，认识到世界正在永久地发生变化，同时，保持提出新的和更好解决方案的能力。
您为何成为一名气候行动者？
我一生都在从事公务员工作——在墨西哥外交部门有过35年的职业生涯。其中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多边领域工作。在那里，我有过难以置信的、丰富充实的经历，每天都几乎能密切接触到世界各地的现状。你能意识到各种观点是多么的不同，但你可以从所有这些观点中受益匪浅。你还能意识到，即使有时不被公众完全承认或了解，但每天我们都有大量的工作在做，并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改变。
在我生命的这个阶段，在结束了我在我的祖国——墨西哥非常令人满意的职业生涯后，我深感荣幸，能够继续以我的经验和技能为应对气候变化——这个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做出贡献。
我对应对气候挑战充满热情，而且我绝对不会放弃。我们都不能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