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国内冲突造成的人类苦难似乎正急剧增加。最关键的挑战“仍是如何创造政治动力，从而及时、全面地应对人类的苦难”（麦克法兰、韦斯， 2000年）。弱势人群总是受到最多、最艰辛的苦难，尤其是儿童。在所有现代冲突中，儿童兵的使用是影响最为深远、最令人堪忧的趋势。过去是不顾儿童年幼而逼迫他们参战，而如今是因为他们年幼而迫使他们参战。
防止冲突的新途径必须优先保护儿童。如格拉萨·马谢尔（Graça Machel）所说：“我们对儿童保护的集体失利必须转变为一个让我们正视儿童苦难根源的机会”（马谢尔， 2001年）。我们未能有效防止和应对冲突，很可能跟我们未能有效保护儿童和未能防止在武装冲突中蓄意使用儿童兵有直接联系。
预警
2005年，联合国秘书长在大会上提出“保护的责任（R2P）”概念，旨在加强冲突的预防。通过运用预警指标，“保护的责任”旨在促进国际社会提前采取行动防止大规模暴行的发生。联合国希望建设“确保采取及时和果断的行动的预警能力”（盖埃诺，拉姆查兰，莫蒂默，2010年）。如果我们能在最早的阶段发现潜在的大规模暴行，我们就能在关键时机采用更有效的应对措施。
“联合国系统显然未能认识到，要针对导致种族灭绝的形势的特点和紧迫性进行独特的分析并采用特别的程序，这证明了针对这一问题应给予特别授权”（阿哈万， 2011年）。“保护的责任”旨在防止大规模暴行犯罪和种族灭绝，需要采取一种“窄而深”的程序，就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
我们对“保护的责任”的构想是“窄而深”的。它的范畴“窄”，只针对世界领导人2005年共同商议且认可的四类犯罪。如果将它的应用扩大到其他事务，例如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会损害2005年达成的共识和破坏原有构想，以及降低操作功效。与此同时，我们的应对应该是“深”度的，我们要利用联合国系统内部、区域、次区域、民间社会伙伴，尤其是会员国所能采取的预防和保护机制（2008年）。
国际社会的行动需要一系列完整的预警指标。招募和使用儿童兵在“保护的责任”的授权范围内，但是它还不是一项预警指标。如果将它作为一项预警指标，既有助于赢得国际支持，同时又能形成潘基文秘书长所提倡的“窄而深”的程序。
2012年4月，潘基文秘书长成立了内部审查专门小组来审查联合国在斯里兰卡的行动。专门小组的报告指出，联合国在斯里兰卡的行动存在“系统性失败”。报告还指出其中的一些失误与在卢旺达发生的失误类似。根据专门小组的建议，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带头制定了一个计划：“人权先行行动计划”，拟将专门小组的建议付诸实践。现在这些建议必须变为切实的行动。“人权先行行动计划”旨在防止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
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2171(2014)号决议，安理会“致力于更好地利用联合国系统内的所有工具，从而保证将流血事件的预警转变为‘实际的预防行动’”（联合国 2014）。预防行动应包括将儿童保护提高到和平与安全议程的优先位置，形成潜在种族灭绝事件的预警。
优先的安全顾虑？
目前，在禁止使用儿童兵方面，我们的努力存在明显缺陷，首先在于我们的儿童保护意识不足，现有和平协定对于儿童兵的招募和使用不够重视：“自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通过后，各交战方共签订了180项和平协定，其中涉及儿童兵的规定只有10条”（惠特曼，扎耶德，康拉迪 2014）。将禁止使用儿童兵作为儿童保护整体议程的优先事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儿童兵的使用是一项预警指标。
国际社会积极应对儿童兵的使用时，应更多地关注预防。如果仅仅关注儿童兵的解除武装、复员、安置和重返社会，而不是如何根除儿童兵的使用，国际社会仅仅是在做善后工作，而不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不将这一问题纳入安全议程，国际社会只会继续浪费禁止使用儿童兵的绝佳机会（惠特曼，扎耶德，康拉迪 2014）。
1994年的卢旺达
1994年，我担任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卢援助团）的部队指挥官。我对那个时期的种族灭绝暴行做了记录，但是我没有明确指出我所看到的儿童兵招募和使用现象和后续发生的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之间的联系。跟当时的国际社会一样，我并没有认识到招募和使用儿童兵是大规模暴行或种族灭绝的一项预警指标，最近我参与“罗密欧·达莱尔儿童兵倡议”工作，通过这个经验来回顾这一现象，才发现其中的联系。
1993年8月4日，《阿鲁沙和平协定》签订。我的首要任务是监控和平协定实施的情况并上报相关信息。回想起我们对卢旺达爱国阵线的第一次访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士兵如此年轻。1990年，卢旺达爱国阵线只有3000名士兵，而1993年士兵人数已激增至22000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他们急需大量的兵力，而可供招募的合格人群数量太小。这些儿童兵看上去都训练有素，不愁吃穿，也没有遭受不良待遇。因此，我们并没有针对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情况进行专门上报，但是，我们在1993年的技术报告中提到这里的士兵看上去“非常年轻”。另外，我们并未接受任何相关训练，也不具备发现这一问题的意识。
从1990年10月到1993年8月，卢旺达武装力量由5000人发展至28000人。当时，移徙工人和失业人员成了卢旺达武装力量的招募对象。1993年11月，我们开始发现在街上游行的士兵没有穿制服，而是穿着松垮的黑色裤子和衬衫，黑色是卢旺达极端政治团体“全国发展与民主共和运动”中“联攻派”的象征颜色。跟任何青年政治团体一样，这些民兵一般在18岁以下，但是也有很多看上去年长一些的士兵。后来我们发现那些年长的士兵是“领导”。
1993年12月，我收到了一封卢旺达武装力量的来信，信中警告到他们要开展青年运动。1994年1月，随着街道游行的增加，我们发现联攻派使用了越来越多的儿童兵。一位名为让·皮埃尔（Jean Pierre）的线人告诉我们，他的工作就是训练联攻派民兵学习杀人。他说联攻派招募儿童兵并训练他们杀图西人。他帮助联卢援助团找到并控制联攻派的武器储藏处，从而防止武器的扩散。一旦武器扩散，杀戮将难以制止。
联攻派将枪发给有指令权的民兵，发给儿童的是砍刀。回收砍刀比回收枪支更容易。另外，孩子们在农活中已经学会使用砍刀了。于是，我们去了一些训练场地，发现那里有很多儿童，都穿着平民服装。另外，一名联卢援助团的军事观察员在1994年1月上报称，老师要求学生们回家后询问父母他们各自的民族。老师们对这一为种族灭绝做准备的新指令非常担忧。在卢旺达，14岁以下的儿童还没有身份证件，因此这一项新指令的实施将暴露班级里的图西人。这应该敲响种族灭绝暴行的警钟，但是我们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994年4月中旬，卢旺达种族灭绝暴行酝酿成熟之际，联攻派明目张胆地使用儿童兵来杀人和充当人肉路障。使用儿童兵是这些极端分子深思熟虑的战略战术。如果当时敲响了警钟，并采取积极应对，也许我们能赢得更多支持，动员更多资源来保护儿童，也许能阻止或者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这次种族灭绝的危害。
结论
将使用儿童兵作为大规模暴行的一项预警指标，也为防止暴行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贫困和脆弱国家，儿童更容易被引诱参与犯罪活动，导致他们犯罪的因素与儿童兵所面临的相似：儿童数量多、易于接近、经济困难、受教育程度低或者没有接受过教育、对找到一份有报酬的工作基本不报期望、长期暴露在脆弱国家常见的暴力和堕落的环境中。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希特勒青年团，到柬埔寨的杀戮场，到卢旺达的种族灭绝，都有儿童参与大规模暴行和种族灭绝的例子。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我们虽然认识到了使用和招募儿童兵和更有效的预警机制之间的联系，但还没有将这一认识付诸实践。将招募和使用儿童兵作为预警指标，可以促使人们采取重视加强儿童保护的行动，包括从教育改革、社区宣传到安保部门改革，让人重新思考如何增加对高风险社区投资的效用。扩大预警机制来识别、重视和防止儿童兵的使用能带来长期的系统性变化的实际行动，但总是被国际社会忽视。
参考文献
Akhavan、 Payam（2011年）。防止种族灭绝：用尚未发生的悲剧来衡量成功。《刑法论坛》，第22卷，第1、2期（3月），第1-33页。
潘基文（2008年）。“负责任的主权国：世界新格局中的国际合作”会议讲话。柏林，7月15日。详情见：http://www.un.org/sg/selected-speeches/statement_full.asp?statiD=1631。
Guéhenno、Jean-Marie、Bertram G. Ramcharan和 Edward Mortimer（2010）。联合国大规模暴行的预警和应对，会议总结，3月23日，
全球保护责任中心。详情见：http://www.globalr2p.org/media/files/un-early-warning-and-responses-to-m...。
Macfarlane、Stephen Neil和Thomas G. Weiss（2000）。政治利益和人道行动，《安全研究》，第10卷，第1期（秋季刊），第112-142页。详情见：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636410008429422#.VTEPJGRViko。
格拉萨·马谢尔（2001），《战争对儿童的影响》。纽约：帕尔格雷夫出版社。
联合国（2014）。安全理事会，第2171(2014)号决议，承诺更好的利用全系统程序来预防冲突。详情见：http://www.un.org/press/en/2014/sc11528.doc.htm。
Whitman, Shelly、Tanya Zayed和Carl Conradi（2014）。《儿童兵：安全部门人员手册》。第二版，哈利法克斯：罗密欧·达莱尔儿童兵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