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就像一块块不规则的百家布，由相同的历史、政策决定和社区举措缝合而成。德里是极具代表性的印度城市，这里坐落着16世纪胡马雍壮观的花园陵墓，陵墓两侧的大片绿地在一百年前曾是苗圃，为当时英属新德里一个静谧的上层社区提供植物和树苗。隔着一条高速公路，对面是一个有着800年历史的居民区，簇拥着德里圣人尼拉穆丁•欧里亚 (Nizamuddin Auliya) 的神殿。神殿紧邻古老的运河，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
印度只有28%的人口是城市居民，但到2011年，印度有1600多个城市，其中53个城市的居民数量都超过了100万。孟买拥有1800万人口，德里拥有1600万人口，而在一个世纪之前，德里的人口还只有20万。
德里许多景点的名字都已有千年的历史，有很多12世纪留下的物质遗迹。这座“美丽之城”拥有迷人的风景和丰富的社交活动，也有丰富的文化表达，可见于4世纪的史诗，伊斯兰统治者融合西亚和南亚传统风格所建的城市的资料对此也有很多记载。匠人的自豪感造就了超越时间的建筑作品，当初建造的水渠至今仍展现着高超的技术。
沿海地区的欧洲殖民城镇刚开始只是一些设防据点，之后才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宽敞民宅、笔直大道和当时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开阔城镇。此后，这些城镇逐渐发展成为混合城镇，即有行政城市、行政中心区和高纬度居民区的城镇，这一概念是19世纪中叶印度提出的。混合城镇中有英国官员暂住、布局严谨的社区，有印度上层人士居住的豪宅区，也有低矮、拥挤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和穷人的棚户区。当时生活在农村的穷人非常清楚，这些城市道路只是铺着坚硬的柏油而非黄金，但他们仍相信这些城市是潜在的临时住所和观察点，那里有各种谋生渠道，人们无需担忧饥饿。因此，当时的“美丽之城”经常充斥着大量因饥荒或失业逃难而来的饥饿的移民。之后，现代化交通工具逐渐增加，街道开始变得杂乱不堪，人行道被穷人占据，很多人因生活区离工作区越来越远而来回奔走，公众眼中社会地位优越的上层人士也躁动不安。狄更斯 (Dickens) 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他一定会发现，当时的德里和工业时期的英国非常相似。
欧洲殖民的港口城镇和内陆城镇简直是天壤之别！那些铭刻着历史痕迹的城镇有些已成废墟，有些则保存得相当完好，有些已荒无人烟，有些则继续为人们提供住所。市场和莫胡拉斯（自成一体的居民区）的规模是自然形成的；榕树周边和井边的区域就是当时的集会中心。在地图上，有很多红色的不规则“补丁”，代表600个“本土邦”，这些都是英国对印度进行政治控制的象征。在1857年起义后，“本土邦”采取了谨慎、自制的决策，并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最终免遭战火涂炭。19世纪后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萨乌拉施特拉邦（现古吉拉特邦的一部分）、拉贾普达那邦（现拉贾斯坦邦）、喜马拉雅王国区、海得拉巴和迈索尔境内的“本土邦”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德里可能是游客最多的英属印度城市。无论是在大莫卧儿帝国时期，在18世纪经历不幸的那些年，在19世纪早期较安稳的数十年，还是在1857年起义期间，德里都得到了各种语言的诗歌和散文、素描和油画近似拟人形式的讴歌，这一点几乎没有其他城镇能与之媲美。起义发生后，有些人对起义者“不忠诚”的行为极其愤怒，因此大肆破坏德里莫卧儿帝国城堡。若不是总督加以干涉，这场破坏行动规模可能会更大。
不久之后，英国对印度采取了怀柔政策，加上当时的人们迫切希望保护印度的历史建筑，于是在1861年，印度成立了印度考古局。在17世纪，德里面积比较小，周边有占地45平方英里的开阔地，散落着许多前首都的废墟，这片开阔地还曾是暂住的英国官员最爱的野餐地点。当时的人们经常拿德里与罗马作比较，就像罗丝•麦考利 (Rose Macaulay) 对描写废墟那般乐此不疲。到了21世纪，德里将这45平方英里的开阔地囊括其中，并继续向外延伸。了解德里有助于我们理解印度在历史文化区及其周边建设现代城镇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成功后的成就感。
德里在1912年之后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在此期间同时展开了两个建筑项目：一是印度所有政府机构都建造纪念性建筑；二是将原德里南边的农村地区建设成英属印度的新首都。新城的区域规划和卫生设施体系得到精心设计，建造了较为宽敞的居民区，街道两边种植了精挑细选的树木，这将是一座古罗马人都会为之骄傲的模范城市。在纪念性建筑和花园城郊设计上有着丰功伟绩的设计师埃德温•勒琴斯 (Edwin Lutyens) 同时负责两个项目的设计。
新城巧妙地利用了水渠和植物，设计了通风条件较好的街道，从而缓和了当地极端气候的影响。但是，由于政府部门数量开始急剧增长，政府人员对住所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加大，原先拥挤的城市发展成了辐射型的城市，因此，公共工程部要应对无穷无尽的任务，而每一次干预行动都意味着要在不同的选项中做出选择。
如何保存德里800年的历史是第一项挑战。在规划新首都时，总督都不希望在自己任期内因无意破坏了某座古老的神殿或宗教场所而引发暴乱，因此，印度从1914年开始了为期八年详细的土地勘测。这场勘测毫无疑问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在改建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因宗教圣地被夷为平地而引发的抗议，这是个良好的开端。
自1931年起，新德里成为冬季首都，英属印度一年中有半年定都新德里。有新就有旧，德里也因此变成了旧德里，萧索、破旧的旧城与新德里粉刷一新的整洁建筑、整齐划一的林荫大道形成对比。但自1970年代起，旧德里形成了怀旧的气氛，代表着从容的生活方式，充斥着甜美的乌尔都语（印度和巴基斯坦共同的语言）。旧德里现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沙贾汉纳巴德（德里最初的名字），古迹遗产导游将旧城的不同文化娓娓道来，将年轻一代带回如异国他乡般的过去。十年前，由于新建的地铁，新德里的人们无需通过糟糕的地上交通就能到达旧城的中心区，旧德里也因此迎来了重大的转折。旧德里就像是另一个世界：这里的街道名充满回忆、空气中的芳香妙不可言、乌尔都语的声调抑扬顿挫。如今，旧城古色古香的酒店和独具韵味的餐馆正如雨后春笋般增加。中产阶级化的进程在旧城中展开，但当地居民不受到任何影响。在考古局授权下，旧城古迹原有保护层外又加建了一层保护层。
时间的流逝使得“古迹遗产”这个词的含义也变得清晰了。一个世纪之前，人们还在担心新德里的建造会破坏遗迹，而如今新德里自己也成了需要小心保护的对象，城内的古迹也需要进行归类和分级，以免遭到破坏。开发商和投机商曾试图在新德里进行建筑垂直化，但却遭到了强烈的抗议；1974年，新德里参照纽约建立了艺术委员会，来规范未来的建筑行为。新德里的中心区域就和当初勒琴斯团队设计的一样，依旧开阔、低矮。虽然整整一代人将勒琴斯团队的设计称为“混杂”，但这样的设计在1980年代后却捕获了一批又一批支持者。
1947-1948年发生了一场意料之外的危机，即印巴分治。据当初匆忙逃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家庭回忆，当时德里大都市区的豪宅人去楼空，一片荒凉。这些豪宅被分割成小避难所，供不知所措的印度教难民居住，这些难民后来还在当地建立了新市场和新贸易。只有经历过那场危机的人才能体会分治过程中令人痛彻心扉的细节，因为他们从不向旁人提及。直到分治50年后，危机的幸存者或其家人将当时的经历记录下来，旁人才得以了解那种痛苦。但是，人们目睹和记忆的失去，并没有从悲伤固化成仇恨。旧德里在分化后变得嘈杂、好斗，小巷的平静被彻底打破，但是在这喧嚣中还是有智慧和快乐的回声，有古朴的沿街叫卖声，有押韵的对联。即便经历了这些社会动乱，德里居民数世纪积淀下来的纽带也不会因此而消失。虽然人们的生活条件在分治数十年后才得到改善，但有进步就是好的。
政府不断扩建德里大都市区以实现让所有居民都有住所的目标。大都市区边缘已跨过了新德里，也越过了亚穆纳河东边的西脊。在提供公共住房方面，德里发展局是亚洲的佼佼者：它不仅为政府雇员（从高级别的官员到公勤人员）、接受补贴的难民提供住房，还为非法居住者提供新住所，让他们有安全感、感受正能量，同时也可以借此拆除破败的棚户区。在德里大都市区不断扩建，将更多的村庄纳入其版图的过程中，其城市边缘也变得更加灵活多变。为了软化城市边缘，发展局不断细致讨论、实践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中的概念，如分区规划、环形路、美式社区、延续大英帝国传统的分级住房、英式绿化带。这个过程中，“社区”的概念和“殖民地”的概念变得非常相似。
如今，原先的城市与新纳入的村庄的唯一差别是：虽然基于旁遮普农业法律，独特的土地征用模式将200多个村庄纳入了城区，原先的农田也变成了城市住宅区，但村庄拥挤的居民区格局并没有改变。这一格局是这些村庄最后可被视作古迹的部分了，是印度北部村庄特有的景象：房屋比肩而建，小巷阴凉，环境静谧。新纳入的村庄是艺术性现代企业和精品商店钟爱的场所，这里也出现了很多小饭馆。昔日的农民变成了向大学生出租房屋的房东。这些村庄与巴黎郊区有几分相似，只是多了印度的魅力。
低头看脚下，我们不难发现，通往德里大都市区的道路是由不可理解的政府条例、自下而上颠覆性的殖民化以及房地产大鳄的冒险行为铺就的。在印度独立日那天，别忘了抬头，从沙贾汉纳巴德屋顶放飞的成千上万的风筝上下翻飞，将明朗的蓝天点亮；脚下从标志性的总统府延伸出的宽敞的草坪上，小贩们叫卖着来自印度各地的街头小吃；黄昏时可信步至哈兹拉特•尼拉穆丁•欧里亚 (Hazrat Nizamuddin Auliya) 的神殿，沉浸在苏菲派音乐当中，聆听800年来回荡在红玫瑰芳香中的歌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