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筹资问题与蒙特雷精神：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多边主义的灯塔

《发展筹资问题蒙特雷共识》（《蒙特雷共识》）是2002年3月18-22日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成果，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一项重要职责，即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全体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这是建设一个以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为基础的和平世界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此进程中，随着非殖民化和全球化的展开，2002年蒙特雷会议之前已有若干先例，例如1970年代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以及1981年坎昆峰会上的南北对话。

.然而，正是受这一丰厚遗产启迪的蒙特雷进程诞生之后，我们才终于为联合国开辟出一条可行之路，使其得以充分发挥潜力，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善、全力支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先锋。

蒙特雷之路

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启动蒙特雷进程的代表们得以构想并开辟新道路。正是被这一群矢志不渝的先行者点燃，蒙特雷进程自下而上、民主自发地从联合国大会第二（经济和金融）委员会“破土而出”。1999-2002年间，蒙特雷进程以雄心勃勃的变革愿景为引擎，从根基起步，逐步搭建起独有的概念框架与政治语汇，最终凝铸为《蒙特雷共识》。

呼吁立即召开蒙特雷会议并制订实质性方案的因素主要有二：首先，从制度层面看，1990年代末国际金融危机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凸显了以更公平合理的方式引导全球化的必要性。

其次，蒙特雷进程承接了1990年代联合国各次主题会议的精神，力图搭建一个亟需的跨越领域的筹资平台，为即将制订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落地所需的资金。

这两方面都需要范式转变。因此，在联合国的领导下，蒙特雷之路成为一条创新的多边、多方进程，率先探出两大通道，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升级：其一，提出覆盖“国家、国际、系统”三重维度的整体筹资议程，直面发展融资的相互关联；其二，推动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为商定的战略性变革共同努力。

蒙特雷进程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把最具普遍性、授权最广泛的组织联合国的合法性与召集力用到极致，提供一个全面包容的共识构建平台，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将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纳为当代重大经济政策辩论的核心。

蒙特雷进程一个标志性的时刻最能体现这一要义：蒙特雷进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智利代表爱德华多•加尔韦斯(Eduardo Galvez)在一次辩论中援引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信天翁》。在诗中，波德莱尔将信天翁在地上笨拙踉跄的样子和在天空展翅翱翔的雄姿作对比，隐喻人类精神的潜能。爱德华多•加尔韦斯把诗中的信天翁比作我们在联合国的辩论：我们关注短暂私利则显得无比笨拙，但把联合国的价值观和理想置于核心，我们就能团结一致，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激烈的讨论结束后，这番比喻深植人心，因为它完美概括了我们全部努力的意义。于是，信天翁成为进程的象征，它的形象一直置于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网站的页眉，直至蒙特雷峰会。这一符号从此融入蒙特雷的神话，成为“蒙特雷精神”的旗帜。

在决策层面，蒙特雷进程跳出了传统南北对立的框架，其核心讯息是：全球发展筹资议程的每一相互关联领域都需采取集体而一致的行动，并让所有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因此，蒙特雷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实质性方案，更体现在对话、外联、磋商与建立共识等民主化、增强信任的形式。为期三年的进程由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协调人主持，其授权覆盖全程，且向全体会议负责，并积极响应需求。这确保了各方有效发声，促进公平谈判。进程既设头脑风暴与深度研讨，又广邀各国部委与央行、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国际实体，兼纳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代表同台共议。

因此，在重申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蒙特雷进程自觉并战略性地将自己定位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的蓝图。然而，这绝非易事。相反，整个进程充满激烈的争议。权力政治与多边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多次显现。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艰苦的外交努力。

最终，在克服了一度看似不可逾越的阻力后，蒙特雷进程以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告终。作为一项扎实且具有创新性的成果，《蒙特雷共识》获得了全体会员国的一致认可，并有5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亲自背书。我们成功阐明了引领全球发展筹资努力的奠基性战略愿景，并提出一系列倡议与先行行动，其中一项重要成果便是扭转了官方发展援助一路下滑的趋势。通过《蒙特雷共识》，我们还推动了制度与规范层面的变革，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拓宽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作为“试点”，为后续更深入的改革探路。在随后于多哈（2008年）、亚的斯亚贝巴（2015年）和塞维利亚（2025年）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部长级会议上，各方取得了新的进展。

从本质上讲，蒙特雷会议就是一条以公共利益为归依、革新全球经济治理的艰辛长路的起点。蒙特雷会议最持久的遗产，或许就在于这股富有远见的变革动力，即蒙特雷精神，及其不息的召唤：借包容对话、相互理解与共识建设，继续携手向前。

当前形势

如今，在日益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国际格局中，催生蒙特雷会议及其宏伟目标的挑战和机遇持续存在，并出现了新的维度和更为紧迫的战略意义。

当前，由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机器人技术及其他关键新兴技术驱动的科技革命正迅速加快步伐。科技革命为促进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与文明挑战，并有可能扩大全球数字和社会经济鸿沟。

悖论在于：尽管科技飞跃，但贫困和社会排斥仍然存在。由于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全球环境危机正在加剧，气候变化、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尤其严重。2019冠状病毒病、粮食不安全和自然灾害等经历，暴露出我们在应对全球紧急情况时所采取的集体行动，既未能形成有效合力，也未能维护公平，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弱点仍是本质的风险。

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军事对抗不断升级，多边主义面临困境，国际合作前景更为复杂。在风险空前加大的当下，前行之路必将极为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既需要政治决心，也需要外交智慧。在此过程中，蒙特雷精神或将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展望未来

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将发展筹资进程重新启动为全球领导的共同事业，再次充分发挥联合国的合法性与召集力，凝聚政治意愿，推动多方行为体围绕整体议程开展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系统性失灵，并在当前科技革命浪潮中，开辟通向公平、可持续发展与繁荣的新道路。

为此，必须充分利用联合国这一最为契合的平台，围绕指导我们不断完善全球伙伴关系、改进全球治理的根本原则，培育共同理解与共同承诺。

应以更大的雄心继续巩固《蒙特雷共识》所设想的全球伙伴关系，落实已商定的优先行动与倡议，让这些行动成为“点火器”，推动各国在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和守护全球公域三方面携手共进。

前行之际，我们必须确保所有的行动和倡议相辅相成。各国调动公共和私人资源保障人民与地球福祉的努力，特别是在性别平等、消除贫困、粮食安全、医疗保健、优质教育、体面工作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领域，应置身于一个全方位助力的国际经济环境，具体措施包括：

• 符合国家战略计划的互利国际投资和有效的技术转让，并通过混合融资和强有力的多边开发银行予以积极支持；
• 基于明确的国际规则，为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型企业设立具体的支持框架，使贸易机遇成为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引擎；
• 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相一致、完善的全球主权债务架构；
• 加强资源转移，包括通过创新融资机制，例如墨西哥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帕尔多(Claudia Sheinbaum Pardo)的提议，将全球军事支出的1%用于资助史上规模最大的再造林计划。

在系统层面，我们应重点推进两大行动方案。第一，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和规范制定中的参与度，为此应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第二，增强国际货币、金融与贸易体系支持发展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具体措施包括：

• 进一步注资并使布雷顿森林机构及多边开发银行协同一致，共同支持金融危机防控、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公共物品供给；
• 基于普遍性、公平性和渐进性原则，深化国际税务合作，协同推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二十国集团及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努力；
• 推进适当的全球技术治理，确保当前的技术革命促进包容性、共享性的全球发展；
• 将性别平等观点确立为跨领域优先事项，纳入所有发展政策的主流。

总体而言，通过包容性对话、相互理解与共识构建，我们的集体行动与倡议应继续凝练成为日益坚实的全球伙伴关系，为公平且可持续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这一进程必须稳步推进、审慎施策，以明确的战略目标为指引，循序渐进。

迈向“蒙特雷+”峰会

只要我们能以契合时代需求的规模，激活《蒙特雷共识》的历史力量，在未来充满挑战的岁月里，蒙特雷精神仍将是多边主义的强大灯塔。

在此进程中，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成效与不足的回顾，将为我们创造重要的契机，汇聚强劲的政治动力。因此，我们应以焕然一新的决心，把第五次国际发展筹资会议办成一场峰会，一场“蒙特雷+”峰会，与必然更加宽广、更具雄心、更富影响力的2030年后发展议程相衔接，并为其提供全面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