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1日
联合国有两个组成部分：总部和外地办事处。纽约联合国总部是我们的大本营。会员国在大会堂和安理会理事会会议厅等标志性场所作出影响全球人民的决定。与此同时，外地办事处是对这些决定感受最深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重要的人道主义行动，以及从事穿梭外交的调解人员。
2021年夏天，我还在联合国的总部处理各种繁杂事务。作为传播主任和大会主席发言人，我的工作是向新闻界和公众介绍联合国大会这个联合国最民主的机构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的介绍重点是决议、宣言和高级别会议。我和文字打交道，但没有亲眼目睹这些文字是否或如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当时，我偶然看到了一部关于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的电影，他是一名联合国英雄，2003年在伊拉克一次令人震惊的袭击中丧生。我就在那次袭击前不久加入联合国，从未忘记此事对我和我的同事的影响。联合国突然成为袭击的目标。那时，外地办事处似乎比从前更危险得多。
但是，将近二十年后，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并没有感到恐惧；我反而受到了启发。塞尔吉奥本可以在联合国总部的玻璃幕墙大厦和有空调的会议室中度过他的职业生涯。但他选择去外地办事处，更接近联合国所服务的人民。自从我上一次在总部外任职，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我想再次回去外地。
因为当时我的工作重点在大会，所以，我不知道安理会刚刚通过了一项关于伊拉克的新决议。安理会2021年5月27日通过的第2576 (2021) 号决议欢迎伊拉克政府提出的请求，即请联合国支持2021年10月10日的选举，并呼吁发起联合国战略宣传活动，向伊拉克选民讲解和通告选举筹备工作以及相关的联合国活动。
决议通过后，距离选举不到五个月，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需要立即向当地派出一个宣传小组。随后，联合国派遣我到巴格达。
当然，受到电影的鼓舞是一回事，真的到被联合国列为危险、艰苦的工作地点又是另一回事。但是，我没花多久就做出了决定。和家人讨论后，我接受了联伊援助团的委派。
从专业的角度，我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但我很快就了解到，如果没有到实地去工作，开展国别宣传有多么困难。例如，我还在纽约的时候，我的首批任务之一就是为伊拉克的选举宣传活动设计话题标签。我选择了#为伊拉克投票#，希望鼓励伊拉克选民将国家置于派别之上。但是，联伊援助团中讲库尔德语的当地工作人员建议我也考虑一下其他的话题标签。他们告诉我，使用伊拉克这个国名会疏远库尔德人。三个月后，我访问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他们的意思。在库尔德斯坦地区首府埃尔比勒及其周边地区，我经常看到库尔德的旗帜在飘扬，反而不总是能见到伊拉克国旗。我意识到，并非所有伊拉克公民都认为自己是伊拉克人，我们的宣传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在联合国，人们经常提到“特派团生活”，好像所有的特派团都差不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耶路撒冷和普里什蒂纳工作时，我在城里有一套公寓。在餐馆和公园，我可以结交当地的新朋友。2013年，在摩加迪沙，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联合国驻地大院内。我睡在一个没有私人浴室的薄壁小集装箱里。我只能去简陋的食堂里吃东西。无线网络服务不足，我很难与远在家乡的家人保持联系。晚上听到枪声也不足为奇。虽然我们可以去海滩，但鲨鱼、激流和海盗的存在，让我们不敢下海游泳。
我在巴格达的生活经历没有像耶路撒冷那么好，也没有像摩加迪沙那么坏。所有联合国人员，无论是为联伊援助团还是为联合国机构工作，都必须住在大院里。如果没有安全护送，就不可能离开安全绿区。虽然集体住宿有益于培养联合国人员之间的友情，但环境往往会让人感到幽闭恐惧。每天的温度高达115华氏度（46摄氏度），因此待在户外的时间必须受到限制。我理解工作人员为什么每服务四周需要享受一周的休息和娱乐。
但对于巴格达的生活条件，我无法抱怨。我的公寓里有现代化的浴室、厨房和电视，大院里有健身房、比萨店和理发店。甚至还有供工作人员打网球、踢足球和打乒乓球的设施。
在抵达巴格达之前，我已经起草了一份传播战略，重点关注全球传播部“以人为中心地讲述故事”这一优先领域。联伊援助团的领导希望我们将说服伊拉克人参加选举列为宣传重心。因此，我希望与摄像团队携手，放大准备投票的伊拉克公民的声音。我想，伊拉克人可能不会听联合国的建议，但他们肯定会受到彼此的启发。我设想和团队一起拍摄一段视频，视频中一位妇女经过附近一家破旧的医院时说：“我要参加投票，因为我想要更好的医疗。”
但是，我在总部提出的拍摄设想再次面临现实的挑战。首先，人们觉得恐惧。由于安全限制，已经很难找到可以交谈的伊拉克平民，即使找到，许多人也不愿意在镜头前露脸。如果被错误的人看到他们就政治话题发言，他们担心会引起报复。人们对当局也普遍持不信任态度。许多伊拉克人认为投票没有意义，由于选举舞弊并且制度有缺陷，掌权的还是同样那些政治家。
最后，我们设法讲述了一些伊拉克人的故事，但我感受到人们对故事的怀疑，这使我关注到全球传播部的另一个优先领域：分享准确信息，打击虚假信息。我们开始制作视频并举行对话，用事实反驳谣言。我们解释了即将来临的选举与过去的选举有何不同，以及联合国的技术支助会如何帮助确保选举过程值得信任。联伊援助团开始直播负责伊拉克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新闻发布会。我们邀请当地艺术家在全国各地绘制支持投票的壁画。我们还与在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伊拉克人合作，旨在接触伊拉克本国的青年，因为伊拉克60%的人口年龄在25岁及以下。
随着选举临近，更多的联合国人员前往现场监督投票。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他们的辨识度。所有联合国监督员、许多联伊援助团工作人员，甚至是秘书长特别代表，在伊拉克各地活动时都穿戴联合国的帽子和背心，以便伊拉克人能辨认出我们来，并因为联合国在实地提供协助而感到放心。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尽管这是伊拉克牵头和主导的选举，但在这个进程的每一步，联合国都与伊拉克一起。
最后，选举结束了。投票率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低。但许多与我交谈过的选民告诉我，他们更希望伊拉克有一位君主。因此，我们必须牢记，联合国应该发挥的作用是提供支持。最终应由伊拉克人民决定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制度，以及他们是否愿意参与其中。就积极的方面而言，我们很高兴看到选举进行得很顺利，在技术和程序上有了重大改进，这为未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伊拉克期间，除了工作，我还启动了一个纯个人项目。我决定用我的Instagram账号向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个真实的伊拉克。因为大多数人无法以游客的身份前往我到过的许多地方，他们对伊拉克的了解主要来自新闻，而这些新闻中大多充斥着破坏和绝望。但我在伊拉克亲眼目睹的并非如此。我在巴格达看见了时尚的咖啡馆，在杜胡克和埃尔比勒看见了流行的屋顶餐厅，在巴士拉看到了美丽的河景。我认识了一些年轻的伊拉克艺术家、电影制作人、音乐家和企业家。我向当地设计师买过街头服装，我见过伊拉克的潮人，他们和布鲁克林街头的人一样时髦。
联合国派遣我去巴格达为选举传播提供咨询，这也让我有机会了解伊拉克，亲身了解这个对于世界许多地区的人民都仍然很神秘的国家。我知道我很幸运，有机会成长和学习，拥有比自我更广大的意义。我也很幸运能在外地办事处服务。
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师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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