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骚扰带有性别色彩

民主在于参与。投票是民主的第一步，但如果没有候选人参加选举并在当选后担任公职，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正常运作。正如各行各业需要从业者一样，政治也需要政界人士的参与。

政界人士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并接受公众的监督，公开接受批评和展开辩论是政治活动的必然组成部分。不过，公众话语，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公众话语，有时候措辞过激，充满辱骂和仇恨。网络骚扰可能达到产业化的规模，并且带有浓重的性别色彩。

位于拉脱维亚里加的北约战略通讯卓越中心最近发表了一份题为《辱骂政要：芬兰政府部长遭受的协同性网络骚扰》的研究报告，称芬兰政府的部长面临协同性网络骚扰。我建议任何对网络骚扰问题感兴趣或需要处理这种问题的人阅读这份报告。

2019年，桑娜•马林 (Sanna Marin) 当选芬兰总理，她领导的联合政府由五个政党组成，党首均为女性，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芬兰政府有19名部长，其中11名是女性，实现了性别均衡。

上述报告审查了推特上对于芬兰政府内阁部长的讨论，发现绝大多数辱骂性信息是针对女性部长的。女性部长收到的辱骂信息约是男性部长的十倍之多。有人可能争辩说政界人士普遍都会招致许多批评，但针对女性部长的辱骂性信息尤其多。

2016年，各国议会联盟发布的一份报告也关注到这一问题，报告显示，参政女性因性别而受到骚扰。其中可能涉及性别歧视性质的辱骂和性暴力威胁，最终目的是阻止女性参与政治。

对芬兰参政女性的采访和研究表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有的女性为此限制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甚至彻底离开政坛。她们所受的敌意甚至可能使她们从一开始便放弃竞选公职。

联合国的政策清晰表明，男女更平等地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是一个重要目标。包容的政治体系会产生更具包容性的成果。平等会带来良政。没有全体人民的平等参与，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正如关于芬兰部长遭受网络骚扰的那项研究指出，我们必须注意从政女性面临的敌意环境和有害趋势，她们因为性别而在社交媒体受到针对和辱骂。她们背负着更多的压力，最糟糕的结果是她们彻底远离政治。

我们能做什么呢？对于社交平台上的辱骂和骚扰行为，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吗？我认为，有些方法可以改变这种情况。

遏制网络骚扰的方法之一，是让社交媒体平台对其承载的内容负更多的责任。社交媒体公司已开始采取行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可以采取的行动类型不容易界定，在判定哪些措施行之有效且恰如其分时，也可能会面临难题。例如，如何在保护人们免受骚扰和言论自由之间划清界限？

语言也可能成为障碍。即便对于最优秀的主持人、最强大的人工智能工具，要在多样性的语言中识别仇恨言论和骚扰，也可能是一项挑战。

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个局势。目前，仇恨言论受害者只能举报辱骂性言论，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点。同时，我们必须强制让潜在施害者承担责任，对发表辱骂性言论的人起到震慑作用。最后，社交媒体平台必须禁止辱骂性信息的发布。

另一个打击网络骚扰的手段是立法。欧洲已经制定了旨在打击仇恨言论的社交媒体平台行为准则。欧洲联盟正在拟定法律，以期更好地界定成员国的责任并让社交媒体平台担责。芬兰已提出立法，将性别仇恨言论和骚扰归类为量刑时的加重处罚情节。另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就公职人员遭受的非法威胁提起公诉，而不是让受害者到法院自诉寻求正义。

整治网络骚扰的立法手段自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兼顾言论自由的法治体系。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妇女署）发起了“平等的一代”倡议，汇集各种行动联盟，重点关注如何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进展。芬兰是技术与创新行动联盟的牵头国家之一，联盟成员包括致力于遏制网络性别仇恨言论的主要技术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也在努力防止儿童遭受网络骚扰。此外还有许多范例，表明我们一直在取得进展。

只有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采取集体行动，未来任何性别的人在网络上讨论社会问题时才不至于受到骚扰。社交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便于公众开展讨论，但实践中也因问责不到位而付出了高昂代价，此外，对仇恨言论传播者的有罪不罚，也已经到了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

保持民主活力和服务全社会，应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确保讨论空间安全、包容，且没有性别骚扰，就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师生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