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法尔达·杜阿尔特是气候投资基金的负责人，该基金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开发银行、政府和社区开展合作，为气候解决方案提供资金。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她谈到了公共气候融资是如何促进变革，以及为什么成功的气候行动从根本上依赖于社会包容。出于篇幅和明晰的考虑，特此对本次采访进行了编辑。
公共气候融资是如何促进变革的？
让我们以超市为例，假如超市里有有机苹果和普通苹果两种苹果。我们知道，有机苹果更有利于我们的健康，但价格更贵，我们买不起。如果公共资源能够影响那些决定苹果生产方式的投资选择，将使经济机制获得转变，人们可以负担得起更健康的选择。
公共气候融资的运作方式也是一样。政府决定不进一步投资化石燃料，而是投资可再生能源，直至经济机制使后者成为一种默认选择。以往，化石燃料产业都获得了高额补贴。在清洁能源选择方面，我们也必须提供高额的补贴，如果我们不这样，未来就将面临很多的问题。
自2008年成立气候投资基金以来，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大幅降低，甚至低于化石燃料成本。但并非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这不仅仅是技术成本问题。这些市场存在风险，使得资本成本高出很多，这与投资的可行性有关。低成本的公共融资可以帮助克服这一障碍。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信息。在许多地方，人们缺少足够的信息来了解气候变化到底是什么，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以及存在什么机遇来以不同的方式开展行动。当我们与当地商业银行合作，将气候变化行动转化为其客户的信用额度时，我们也会为信息宣传活动提供支持，这样一来社区和企业家就能了解这些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如何产生不同的结果。
您说过气候行动的未来由发展中国家决定，这是为什么？
到2030年，全球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约为90万亿美元。其中，人口和经济增长率较高的中低收入国家所需要的基础投资占三分之二。随着非洲和亚洲人口的增长，预计未来几十年内，世界城市人口将新增25亿。
当你做出资本投资决策时，你会将资本锁定在30年、40年、50年或更长时间内。我们现在必须影响投资决策，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些决策有利于高碳选择，也不希望它们不对气候风险给予足够的关注。
许多国家都有应对灾害的相对发达的系统。但对气候变化来说，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甚至履行《巴黎协定》的行动计划也未能实现其目标。怎样才能使气候行动更明确？
与灾难联系起来要容易得多，因为你会立刻体验到灾难。气候变化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虽然其进展较为缓慢。总的来说，我认为国际媒体上的重大科学通讯不一定传达了关于气候变化紧迫性的信息。
我们必须将气候变化信息与人们所居住的地区相关联，并根据他们所面临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信息。因为所有社区和所有国家都在经历气候变化—只是他们并不全部将之称为气候变化罢了。我们需要与各国政府和社区合作，将全球气候现象与其正在经历的现象相关联，并让他们意识到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作出贡献，在政府和社区层面可以采取哪些行动。
我们发现，当人们认识到如何去做一些对自己的社区、家庭和全球利益有益的事情时，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例如，在加纳，我们与可可生产者合作。他们一直认为，可可树需要完全暴露在阳光下，由此导致了森林砍伐。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树木的价值。他们确实了解。但他们坚信，通过砍伐其他树木，他们将获得更好的可可产量和质量。我们向他们解释并证明，事实上，通过保留遮荫的树木，他们也可以得到质量更好的可可和更高的收入。这样就会减少森林砍伐，从而减缓被称为气候变化的全球性问题。
在实现气候目标方面，为什么公正过渡如此重要？
我们谈论的是非常重大的变化，因为当今的经济社会都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采。这种转变不只是在投资方面，而是在各个层面，包括难以改变的人类行为。
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如果我们不采取包容性的方式进行变革，我们就不会取得成功，因为如果有人掉队，他们就不会支持变革。气候投资基金关注两个主要原则。一是社会包容。我们需要认可哪些我们过去没有认可的成员？我们向他们授权赋能了吗？他们在决策方面有发言权吗？第二个原则是分配效应。当我们考虑推动可再生能源或能源效率时，哪些途径也将有利于解决社会不平等？哪些将导致某些社会群体的状况恶化？我们如何投资来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
在南非，可以建造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地区与拥有燃煤发电厂的地区状况各不相同。一些地区正在享受可再生能源投资带来的好处，而其他地区却没有享受到。依赖燃煤发电厂的社区认识到，必须转向清洁能源来改善其社区内的环境和人口健康状况。但如果他们没有机会转向替代生计或其他收入来源，就会反对气候目标。在印度，从煤炭转向清洁能源的过程相当复杂，因为它会影响到能源部门和其他部门。例如，铁路部门从煤炭运输中获得大量收入，并为穷人的公共交通方式提供补贴。
公正过渡涉及所有部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综合全面地看待公正过渡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我们必须应对政策、法规和体制的变化以进行改革。我们必须考虑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如何改造燃煤发电厂。第三大支柱是人们及其社区有替代生计方式和经济机会，以及获得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
企业可以多快与气候行动保持一致？
我们正在看到变化。最大的问题是：变化会以所需的速度和规模发生吗？我们的经验是，如果我们引入低于市场利率的资本，并承担私营部门无法承担的某些风险，那么企业就会抓住这些机会。如果我们在地热开发的初期阶段提供融资（风险很大），然后私营部门就可以参与进来。汇集小额投资和提供担保，可以促成在当地市场上发行债券和募集资金。实现气候目标不仅仅依赖于大型跨国公司的行动，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和地方层级的行动。
另一个维度涉及养老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拥有极其重要资源的机构资金。尽管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占全球总基础设施投资的三分之二，但这些市场的机构资本并没有特别青睐于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它们可以选择风险较低的其他投资领域。为进入这些市场，投资者需要在不同层面开展很多事情，包括与监管相关的事情，但我希望投资者认识到，其未来的经济发展机遇取决于其与气候目标的一致性。与气候目标背道而驰的公司迟早会关门倒闭。
众多新冠疫情复苏计划在强调气候行动方面远远不够。对此您觉得惊讶吗？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本性。面临逆境时，我们更有可能按照我们已知的方式来应对，而不是思考以颠覆性变革的方式来处理。每次在分析复苏方案时，我们都会发现对那些不是未来产业的行业投资比重很大。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看，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完全汲取新冠肺炎的教训。此前有一段时间专家们一直强调，这是意料之中的，卫生保健系统尚未完善。尽管如此，各国政府却并没有按照专家所建议的方式采取行动。新冠肺炎和气候的区别在于，尽管新冠肺炎带来的影响非常严重，但我们可以恢复过来。而气候变化是一个不断积聚的过程，有可能会达到某个临界点：当气候变化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时，人们还不完全知道该如何应对。
尽管并不容易做到，但我们确实需要领导人对不同的未来和投资类型抱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未来世界，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低碳和净零排放。对于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将无法生存的行业或商业模式，我们需要领导人不会考虑对它们提供紧急经济援助。有些投资替代方案可以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带来复苏。一系列投资应该投入大部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包括智能电网、低碳交通、能源效率、氢燃料，以及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如流域修复等，这些解决方案通常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非常有效。
为什么性别平等是气候行动的核心要素？
我们需要男性和女性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挑战。没有性别平等，我们就无法做到多样性和拥有不同的视角。女性的决策和管理方式与男性存在差异。作为变革的推动者，我们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
实现性别平等，意味着我们更有可能实现气候目标。气候行动也可以推动性别平等。例如，我们与塔吉克斯坦的当地金融机构合作，建立信贷额度，以便妇女能够获得与气候有关的投资融资。通常，小型企业的女性企业家没有获得信贷的信息渠道和抵押品。因此，当地商业银行设立了帮助女性的服务台，为她们提供指导，并制定了一些非传统抵押品要求，比如接受将珠宝作为担保来申请贷款。银行还承诺让女性员工与女性企业家合作。
该项目本可以按照一种按部就班的方式完成，并且可以为气候目的增加融资。但它事实上已经超越了这一目标，正在推动性别规范的转变。女性已成为参与购买设备决策的一份子，而这种情况在以前从未有过。
您为什么要致力于气候行动？
我一直致力于脱贫，并确保人们有机会追求他们想要的生活。以前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生活过几年，亲眼目睹了气候变化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后来我在亚洲看到了同样的事情。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不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实现。
如果我们想取得进展，就必须慎重地采取措施。如果只是说说而已，是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的。讨论气候变化作为第一步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确信必须取得某种成果，就需要采取相应的行动。
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自身的力量远比想象的要强大。作为消费者，我们会决定我们要买什么和不买什么，这肯定会影响企业的决策。此外，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做投资决策的投资人。我们还是选民，有权决定我们选谁，看他们是否能够捍卫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绝不能认为这一切都是由政府和私营部门机构决定的。我们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