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在经历过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期待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今，联合国已经走过70年的历程，现在进行回顾总结是很有必要且合乎时宜。
在这70年间，联合国成长迅速，建立了许多组织和机构，旨在改善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联合国的日常工作范围很广，涉及到人权问题、药物管制乃至核武器。贫穷曾经被视为重大问题，联合国因此建成了庞大的援助计划网络，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金融援助。
联合国总部的政治活动旨在解决或者减少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利因素，而和平与安全正是《联合国宪章》的主要目标。但是，当今世界动荡不断，日益复杂，因此解决和减少和平与安全威胁的成果并不总是尽如人意。冲突的调解和解决得到了维和行动团队的支持。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维和团队的数量大幅增加。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平建设如今已经成了维和团队的工作内容。
现在很流行对联合国的工作吹毛求疵，却忽视了其在避免潜在重大威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虽然许多地区战争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人类已经数次濒临灾难的边缘，但是全球性冲突终究得以避免。虽然贫穷和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在诸如妇幼保健和降低婴儿死亡率等关键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天花这种致命的疾病已经根除。联合国在处理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方面经验丰富，在解决气候变化等国际重大问题方面也发挥着领导作用。
我在联合国的不同部门工作了63年，其中有41年，也就是从1952年到1993年，我是联合国的官员，退休后，我作为顾问和志愿者，还继续为联合国效力。1952年，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菲律宾成为当地首批技术援
助办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于是开启了我漫长的联合国职业生涯，当中既有欢乐时光，也有沮丧时刻。我主要从事外勤工作，因而有幸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生活了22年。这些工作的目标明确，成果也可衡量。
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当时还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向比较贫穷的国家提供援助也是如此。联合国成立伊始，我们又年纪轻轻，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都充满理想，因此，我们为能够参与这一创举而感到无比激动。对我来说，这项工作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这是一个专属于男性的领域。我是技术援助扩大方案（技援扩大方案）的第一位女性国际外勤干事，该方案后来演变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1956年，我是技援扩大方案在哥伦比亚的代理驻地代表，1957年成为乌拉圭名义常驻代表。当时有人提醒我说，我只是一个“试验品”；然而七年后，我仍然是唯一的女性，因此我问道：“试验是不是失败了？”后来这个项目加入了另一位女性，但在此后的多年里，我们两人一直是仅有的两名女性。半个世纪过后，在131名开发署各国特派团团长中（现在通常称作“驻地协调员”），女性只有48名，对于联合国这样一个本应做出表率的组织来说，这个比例实在太低。
我曾被派往阿根廷、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和智利等国担任常驻代表。1974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在智利发动流血政变后，他的秘密警察搜查了我的住处，之后我就被调到纽约工作。1977年，我成为开发署的第一位女性助理署长，主管方案政策和评价局。
1978年，受时任秘书长的指派，我被调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成为新成立的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技合部）的第一位女性助理秘书长，该部门负责管理联合国在全球各地开展的计划项目 （1978-1987年）。1987年，我升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也是联合国第一位女性副秘书长，同时担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维也纳办事处不仅是秘书长在东欧的代表机构，也负责在全球范围内执行麻醉药品管制、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计划。可喜的是，如今已有不少女性担任副秘书长和专门机构主管等要职。
1992年，秘书长希望由我出任他的特别代表，前往安哥拉主管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联安核查团），但我犹豫了，因为我知道在解决安哥拉的长期冲突问题上，联合国做不了主，能够调动的资源更加有限。此前不久，前任秘书长想让我主管联合国总部的维和工作，却又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各国大使和其他人都反对让一个女人指挥军队。联安核查团的工作一旦失败，人们可能就会归咎于秘书长特别代表是个女人。然而，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这是联合国内部的最后一个男性堡垒；第二，我一直鼓励女性勇于接受身体和职业两方面的挑战。
我之所以着重讲联合国的妇女任职问题，是因为女性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而我有幸为此做了一些贡献。作为女性探路者很不容易，因为你的表现必须比男性同行们更优秀得多，而且你必须明白，你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职业生涯，也影响着其他女性追随者的前途。
联合国召开的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是国际上重要的里程碑，首届世界妇女大会于1975年在墨西哥城举行，此后在哥本哈根（1980年）、内罗毕（1985年）和北京（1995年）举行。1979年，联合国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为了让妇女在联合国机构内部获得更多机会，联合国做出了诸多努力，但也犯过错误，如设立的某些岗位在处理妇女事务方面的权力有限。1987年，我在维也纳掌管提高妇女地位司，至此，我完全攻克了联合国内部的所有男性专属领地，我为此而感到自豪。可喜的是，现在有更多的女性在联合国高层任职，职责范围也越来越广。
任命女性特别代表的进展一开始相当缓慢。从我当上特别代表到第二位女性被提名，间隔了五年之久。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安理会第1325 （2000）号决议是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该决议敦促秘书长增加女性特别代表的数量，并解决战争中的妇女所面临的各项问题。这项决议起源于2000年5月我在温得和克主持的一场关于性别问题的会议，同年10月，纳米比亚向安理会提交了决议草案。和联合国的其它多项决议一样，这项决议的落实进度十分缓慢。现在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派驻各国的21位秘书长特别代表中有5位是女性，另外还有2位女性副特别代表，但是参与谈判的女性仍占少数。
联合国体系包含各类半独立机构和其他实体，削弱了该体系的效用。整个体系普遍缺乏凝聚力，这一问题在发展合作方面尤为严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联合国做了许多尝试，我也参与其中。早在1969年，我就以罗伯特·杰克逊爵士办公厅主任的身份，参与了他当年发表《联合国发展体系的能力研究报告》的相关工作。该报告提出，联合国应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通过发挥“钱袋权”加强联合国开发署的权威性，保证联合国的援助用于解决各个国家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而不是浪费在各机构各自强推的项目上，从而实现联合国发展体系“统一发声”。虽然该报告提供了一整套综合方案，但落实的情况却十分零散。参与发展合作的国际机构、区域机构和国家机构越来越多，同时，联合国开发署向心力不足、定位模糊，因此错失了良机。后来的改革虽然也秉持这一原则，但是仍然遭到了会员国和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中既得利益团体的反对。在推动受援国优先事项发展合作中，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今，联合国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1961年，达格·哈马舍尔德在牛津大学的演讲中提出，联合国官员应仅向秘书长和《联合国宪章》负责，而这一理念现在被严重削弱：
- 目前，会员国过多干预联合国的管理及其各国人员的任命和晋升等事务。
- 许多联合国工作人员仍视自身为各自国家的工作人员，因此仍向本国大使及中央政府寻求支持。
- 出于政治目的而任命的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通常欠缺相应的资质和经验。
- 违反联合国基本原则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罚或制裁措施。
- 秘书长如违背有影响力的会员国意愿则可能影响连任。
要扭转这一局面，各国政府必须彻底改变原有态度，而联合国秘书长必须作出表率。目前，秘书长的权力已受到各种限制。会员国不希望秘书长过于强势，但是，“讨价还价”的选举拉锯战有可能产生“最小公分母”，即最不符合大家利益的结果。
迄今为止，联合国尚未采取彻底的改革措施，这是因为：一方面，在这个快速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权力不断缩水，另一方面，各国错误地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单打独斗”的趋势日益明显。很有讽刺意义的是，各国相互掣肘正是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真实写照。“现实政治”不允许大刀阔斧进行变革，但对我们而言，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来增强联合国效能迫在眉睫，这也正是这个充满冲突的世界最需要的。
目前，已有一些可能事半功倍的改革思路，而且这些思路已经流传开来：
- 改革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流程，引入预选举阶段。虽然最终的选举结果是政治性的，但是预选举能够保证候选人均是资历深厚、经验丰富的人士。
- 秘书长当选后不得连任，同时延长现有的5年任期，以增强在任秘书长的权威性，避免会员国向其施加不正当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