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联合国经历的最难忘的经历是在1991年12月31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任期的最后一天。那天午夜联合国促成了一项协定的签署，结束了萨尔瓦多长达12年的内战，这也是联合国第一次参与内战调停工作。这样说难免有自夸的嫌疑，因为我也参与了这次调停。但无论如何，抛开萨尔瓦多协定的细节和谈判过程不谈，这次调停不仅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和超越，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萨尔瓦多人民看到了希望和未来，扩大了联合国的影响，也是第五任秘书长最后三年半的任期内一系列空前绝后的、杰出的和平成就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出任秘书长之前，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担任大使及秘书处高级官员等职务将近十年之久，素来以沉着冷静、思维缜密、富于灼见、洞悉现实著称。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参选秘书长可谓是形势所迫，当时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和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Salim Ahmed Salim）之间无休止的竞选拉锯战刚刚平息，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同意参选，但他只要求安理会了解他的情况，没有开展任何竞选活动，也没有寻求任何一方支持。他甚至也没有到联合国纽约总部走动。但很快安理会就选中了他。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当选秘书长后对于自己能施展的空间十分明确。他很清楚秘书长这一职位面临的限制和拥有的机会——知道自己做什么有用、做什么没用。核毁灭威胁虽然已经减小，但是冷战带来的其它问题却依然存在，包括军备竞赛、为扩大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以及经常随之而来的代理战争等。在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前提——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共同执政——形同虚设，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外交部长和驻联合国代表以无可指责的冷战英雄自居。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有自己一套特有的行事风格，这在他平息英阿马岛战争的过程中可见一斑。他首先就当时的冲突进行调查，找寻突破点，以便发挥自己的才能以及联合国的特别优势。那时，联合国虽然处在边缘化的境地，但他作为领导却十分谨慎，并未贸然采取行动。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曾说过：“不要往空水池跳”，这也是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做事原则；他没有轻易地进行斡旋。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直在公众视野之外运作，公众的注目反而会妨碍他施行有效的外交政策。他也以同样谨慎甚至低调地方式对两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西撒哈拉和中美洲等地区的情况开展调查。
当他人占主导时，比如在安哥拉和柬埔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从未企图排挤、对抗或是妨碍他人，也从未依靠他人力量开展工作。但这并不妨碍他提供——有时对他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帮助。占主导的人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也在践行自己的使命。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静候良机，坚信他所谓的有效斡旋或调停工作的“统一和完整”，认为工作应由自己或他人主导，但不能同时主导。
在出任秘书长的第一任任期，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第一个任期取得的实质性的进展很少，但提高了处理问题的信心，也形成了一股势头。他在选择时机和把握平衡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如有必要，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会极其耐心地等待时机，知道有时急于行动反而会适得其反。他不认为坚持本身是一种美德，正如把水果反复朝墙上扔并不会让水果成熟。他性格沉稳，又忍辱负重，从不会气急败坏或勃然大怒。
正如当年他未主动寻求担任秘书长一样，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也没有寻求连任。在其任期的第五年也是最后一年，1986年5月，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牛津大学发表了题为“联合国秘书长之角色”的重要演讲，他说公正是“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的核心和灵魂”，为了保证这一点，应该重新弘扬秘书长一职不通过竞选产生的健康传统。“应当任命符合资格的、没有主动寻求这一职位的人担任秘书长。因为无论一个人有多正直，一旦他公布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开展竞选活动，就难以保持必须的独立性……”。
这番关于独立性的讲话并未动摇安理会的决心，1986年10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一同造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住处，希望他连任秘书长一职，这也是冷战开始以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首次集体行动。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同意连任。连任后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他立即公开呼吁五个常任理事国（五常）领导安理会召开会议，就解决两伊冲突达成新共识，建立全新框架，纠正冲突伊始造成的严重错误。呼吁一经发出，立即得到五常的积极响应。在他的建议下，五常带领安理会起草了全新方案，最终结束了这场血腥冲突。
在此之前，联合国已经促成了一项经过谨慎协商的苏军撤离阿富汗的谈判——此谈判的基础正是由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出任上一任秘书长的私人特使时亲自奠定的。不久之后，西方国家联络小组促成了一项协定，要求所有外国部队撤离安哥拉，从事实上而非仅是法律上铲除了长期以来阻碍纳米比亚行使自决权的最大障碍。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主张让联合国在西撒哈拉地区扮演重要角色，组织停火工作以便组织至今尚待执行的自决权全民公投。。孔塔多拉集团放弃解决中美洲问题时，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应安理会授命继续开展当地工作。联合国在结束尼加拉瓜革命、监督尼加拉瓜初期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此前在任何一个会员国都未曾取得的成就结束萨尔瓦多冲突的谈判开始于1990年初，几个月后结束危地马拉冲突的谈判开始。
萨尔瓦多和平协定的实现并非无往不利。国家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包括宪法改革、彻底的军队改革，创建了全新的国家民警制度，使军队不再参与维持国内公共秩序的工作。国家打开了政治空间，同时落实了坚实的框架以保证人权得到尊重。
在这一系列和平成就之中，最重要的还是结束了萨尔瓦多12年内战的协定，这表明联合国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此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无缝切换到了其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解决国内冲突。
有人认为，联合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要归功于冷战的结束，而联合国在其中也只是简单地落实了细节问题，犹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冷战诸多表象并非像经过一场“滑铁卢战役”之后就突然结束。冷战后的种种问题能得到解决，是世界大国、联合国及其它力量通过数年努力、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和决定才得以实现的。各方力量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不断发展，很难理清谁是主要力量，也无从判断哪些问题最先被解决。许多人都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帮助。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解开事件的前因后果时会发现，联合国在这段历史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也占有一席之地。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关键时刻带来的最重要启发，就是安理会在甄选一个合格的候选人提交给联合国大会任命时必须要慎重。这个时代对透明度以及参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安理会立场与角色的性质和本质存有误解。要想让安理会体系发挥作用，秘书长必须扮演关键角色，与安理会并肩工作；阐述联合国宗旨的《联合国宪章》第一章明确说明了双方合作的首要任务：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如果必须通过近乎选举的方式来产生秘书长，我们无法找到安理会所需的恰当人选。如果选举是前提的话，我怀疑无论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还是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都不会接任秘书长一职。众所周知，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样，达格·哈马舍尔德原本是非秘书长候选人，仅仅是在安理会把他推荐给联合国大会之后才知道自己被任命为秘书长。这与透明度无关，关键在于充分的调查。
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会员国普遍认同安理会在任命秘书长时应扮演主要角色，都认为安理会的责任不应仅仅是选择一位反对者最少的候选人。或许可以根据佩雷斯·德奎利亚尔1986年在牛津发表的演讲推断，希望得到秘书长一职的候选人应被视为不具备候选资格。但我们最关心的是安理会是否切实履行了应有的职责。安理会应当首先搜索候选目标、拟定最终候选名单，再进行进一步的审查，整个过程都不应对外公开。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改变选举过程的方向。《联合国宪章》明确指出，联合国秘书长采用任命制度，而非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选举产生成员。依据《联合国宪章》第100条，秘书长只有在其发挥维护和平和安全的作用时才是安理会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虽然安理会有时并不认同，但安理会需要一个能独立思考、并将自己观点告诉安理会的秘书长。例如，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提醒安理会纠正其在两伊战争中的立场时，以及他回应实质上让他撤回萨尔瓦多谈判代表的要求时（很抱歉又提到我自己），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都指出了问题的真正所在，并且说服了安理会接受自己正确的观点，承认他们先前的错误。而只有任命符合资格的、没有主动寻求这一职位的人担任秘书长才能保证这种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