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说,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全球和平指数》已经证实,全球和平状况正在持续恶化,每天的新闻也都在传递这个信息。社会凝聚力也面临压力,五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至少在国际人权法所涵盖的一个领域遭受过歧视。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况,导致极端贫困人口自1998年以来首次上升,仅在大流行暴发的第一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就增加了9300万人,让多年来稳步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而且,这种影响被证明是持续性的,据估计,到2022年底,与大流行前的预测相比,极端贫困人口可能会多出9500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财富和收入越来越集中于最富有的人,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最贫穷的31亿人的财富总和。
随着气候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种破坏性影响已经显现出来。数据显示,目前有33-36亿人生活在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环境之中,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快,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也在提高。事实上,地球的未来已经变得很不确定。
随着这些危机的不断演变和相互作用,人们的不安全感正在上升,人们对政府、媒体和科学的信任正在下降,这不足为奇。即使是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之前,已有超过七分之六的人感到不安全,而如今,这种不安全感正在迅速上升。人类发展指数显示,只有不到30%的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这是个不好的兆头,毕竟解决共同的问题需要合作。
多重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并不陌生。然而,关键是我们能否找到方法解决问题,求同存异,保持团结。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面对挑战,我们需要彼此理解、守望相助、携手合作。为此,重建信任必须成为一项集体紧急任务。我们必须恢复失去的联系,倡导宽容,这将帮助我们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创造希望。
这个目标要如何实现呢?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间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文化间对话指的是不同群体致力于进行有意义的、开放的交流,从而建立联系、打破障碍。文化间对话是促进相互理解、推动和平以及增进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工具,在世界各地用于消除歧视、解决分歧。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三个主要民族的学生通常都会被分成不同的班级上课,但亚伊采市的尼古拉·索普中学却开设混合民族班级,这样的班级实现了文化间对话的益处。
2016年,地区议会曾试图为波什尼亚克族学生建立一所单独的学校,避免使用混合教室,但是学生们发起了抗议,并于2018年成功阻止了该计划。在一次采访中,已毕业的学生阿吉拉·弗雷巴茨表示:“我反对建新学校,因为我渴望团结。我们国家生活着三个不同的民族,只让我们看到民族间的差异是错误的。我相信,团结一心才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教科文组织认识到文化间对话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也认识到对促进合作的工具的需求正在日益增加,因此发起了促进文化间对话倡议。该倡议与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合作,建立了教科文组织促进文化间对话框架,开发了涵盖所有区域160多个国家的数据。我们现在已经掌握的知识,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间对话能力,而且有证据表明还可以对与和平、包容相关的问题产生影响。
教科文组织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间对话能够而且确实在发挥作用。在保护人权、预防冲突和降低脆弱性方面,文化间对话水平高的国家的得分比对话停滞的国家高66%,而且,在目前的所有冲突中,约89%都发生在文化间对话能力较弱的地方。
促进文化间对话的政策和行动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教科文组织建立的新框架首次为各群体提供了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影响的指南。我们必须利用新框架所提供的重要数据,帮助促进世界各地的宽容和包容。
教科文组织还为各个社区提供了多种聚会、分享和学习的方法和空间,例如故事圈、人权与对话艺术实验室、反对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大师班等。最近在墨西哥城举行了第二届教科文组织反对种族主义和歧视全球论坛,行动领袖在最高级别会议上重申政治承诺,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凯拉什·萨蒂亚尔希、福特基金会主席达伦·沃克尔、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雪丽·艾宾和演员泰诺克·乌尔塔等。
我们不能让当今时代的不确定性分裂我们。我们需要对话来保持适应、开放和宽容。
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师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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