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2日，荷兰最著名的反抗英雄之一约翰•范•许尔斯特 (Johan van Hulst) 去世，享年107岁。他的故事围绕位于阿姆斯特丹普兰奇大道的前新教师范学校展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该校的校长。
这所师范学校的对面曾是荷兰剧院。从1942到1943年，在长达14个月的时间里，荷兰剧院被纳粹改造成关押犹太人的中转站，共关押了4.6万名即将被送往东欧集中营的荷兰犹太人。在那14个月里面，剧院经常人满为患，儿童则被送到街道对面师范学校隔壁的犹太托儿所。
约翰•范•许尔斯特取得了托儿所管理人员的信任，让孩子们有时可以睡在师范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街上的有轨电车会在剧院前停靠，刚好能遮挡纳粹守军的视线，利用这段时间，孩子们从托儿所后院的树篱被送进了学校。于是，在反抗组织的帮助下，600名儿童从师范学校转移到了各个藏身之处。除了范•许尔斯特，这个感人的救援故事也离不开托儿所负责人亨利埃特•恩里克斯•皮门特尔 (Henriëtte Henriquez Pimentel) 和年轻犹太看护人员的帮助。在他们当中，二战后幸存的人一生都无法走出未能拯救更多儿童的伤痛。亨利埃特•恩里克斯•皮门特尔则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害。
2023年夏天，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文化区将在师范学校和剧院旧址建成国家大屠杀博物馆并向公众开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超过75年，荷兰将是最后建立大屠杀博物馆的西欧国家之一。荷兰的大屠杀博物馆不仅将展示大屠杀的历史，还将展示大屠杀对荷兰社会的巨大影响，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国家大屠杀博物馆旨在让人们正确面对过去和现在的冷漠、歧视和排斥所带来的后果。犹太文化区表示：“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中黑暗的一页，关于大屠杀的信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是我们识别甚至避免社会威胁的有力手段。这是博物馆为建设人人权利都得到保障的社会所能做的贡献。”
国家大屠杀博物馆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两个历史遗址功能不同，给人留下的印象也不同，要处理两者的关系存在困难。剧院是官方的纪念场所，而博物馆提供了更为复杂的参观体验，在不违背或模糊真实记忆的情况下策划展示历史事实，这一点在当今信息爆炸的社会中尤为重要。犹太大屠杀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大规模的暴行。博物馆、大学和其他具有教育使命的机构都有责任向世界提供真实可靠、容易获取和未经过滤的信息。
荷兰以包容、自由主义和政治稳定享誉世界。荷兰对待使用软硬毒品、堕胎、少数群体融合、同性婚姻和安乐死等，秉持包容的态度，采用自由的法律，这常常让其他西方国家惊羡。对于荷兰为何高度包容，经常听到的解释之一是：数百年来，荷兰在经济、社会和伦理方面始终采取实用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应是包容的，而不是排斥新思想、新来者、新医学发展和总体进步的。
但现实仍然如此吗？人们常认为，社会包容和冷漠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不可否认，近几十年来，“普通”公民的担忧和恐惧并未得到恰当的处理。自视为自由主义者的右翼政客利用了这一点。他们提出，荷兰之所以不断受到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的威胁，国民身份认同逐渐淡化，所谓“不可靠”的政府为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采取了“不合理”限制措施，都是一贯的包容造成的。无论是否存在相互关联，犹太人、大屠杀甚至是以色列国的政治问题，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卷入这些争论之中。
纪念大屠杀一直以来是导致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左翼和右翼政客之间产生分歧的一大根源。荷兰花了数十年才能正面一个残酷的事实，即荷兰驱逐出境的犹太人比例高于除波兰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二战前生活在荷兰的犹太人约有14万名，其中有10.2万人遇害。过去，荷兰不仅没有正视这一历史问题，反而在颂扬反抗纳粹的英雄事迹的同时，对明目张胆的公私勾结熟视无睹。例如，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等城市，犹太人从集中营返回家园后，市政当局立即对他们被迫离家期间的逾期地税进行了征收评估。
1970至1980年代，在希望骇人史实得到正视的战后一代的推动下，公众对犹太人命运的认识确实有所提高。因此，荷兰修建了许多纪念碑，专门纪念荷兰犹太人的战争经历，而不是荷兰人民的战争经历。
尽管如此，争论仍在继续。每年5月4日是荷兰“国家死难者纪念日”，纪念二战爆发以来在战争或维和任务中牺牲的荷兰平民和士兵，5月5日则为“国家解放日”。这些纪念活动已持续引起公众、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争议。究竟应该纪念什么？应该缅怀哪些人？只缅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难者吗？只缅怀荷兰受难者还是同样缅怀德国受难者？一些施害者是否也可以被视为受难者？是否应该对犹太人、罗姆人、辛提人、同性恋者一视同仁？其他少数群体呢？
2021年9月19日，荷兰“国家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在阿姆斯特丹揭幕，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公众的广泛认可。纪念碑由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 (Daniel Libeskind) 设计，由10.2万块砖砌成，每一块砖都刻有一名荷兰受难者的名字，所有砖块共同构成了希伯来语单词“le-zekher”，意为“纪念”。荷兰奥斯威辛委员会建造纪念碑的初衷，是希望这座纪念碑能够引人注目，为公众所熟知，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成为“永不重蹈覆辙”的警告。许多犹太人支持这个想法，但包括几位知名人士在内的其他人则强烈反对，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或认为这是“妄自尊大”的表现。一群阿姆斯特丹人甚至诉诸法庭，阻止修建纪念碑。然而，自揭幕以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座近乎完美的纪念碑，纪念碑感人、全面且拉近了过去和现在的距离。
对于上述争论，博物馆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最好的答案就是利用博物馆的长处，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并预备可靠的、经过仔细策划的干预措施。大屠杀博物馆可以通过展览和教育方案来实现这个目标，特别是为讨论和纪念大屠杀构建新的当代模式。这个目标或许有些宏大，但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 (David Ben-Gurion) 曾经说过，“要想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你必须相信奇迹。”
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师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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