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来看，战争死亡的绝对人数自1946年以来一直在下降。然而，冲突和暴力目前正在上升，当今大多数冲突发生在派系民兵、犯罪分子和国际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者之间。尚未解决的区域紧张局势、法治崩溃、缺乏或笼络建立的国家机构、非法经济收益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资源稀缺，已成为造成冲突的主要因素。

　　2016年，更多国家经历的暴力冲突是近30年来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冲突正变得更加零散，例如，自冲突爆发以来，参与叙利亚内战的武装团体的数量已从仅有的8个激增到数千个。此外，当今的冲突难以传统形式解决，使冲突变得更持久、更致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冲突的区域化，这使得跨越国界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问题相互联系，使这些问题相互加剧。也门的战争便是一个痛苦的例子。

　　如今，犯罪杀死的人数超过武装冲突杀死的人数。2017年，全世界有近50万人在凶杀案中丧生，远远超过在爆发的武装冲突中死亡的89 000人和在恐怖袭击中死亡的19 000人。如果凶杀率继续以目前4%的速度攀升，那么，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16.1(“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暴力和相关的死亡率”)将无法实现。

　　有组织犯罪和帮派暴力在不同地区差别很大。美洲国家的凶杀率最高，与其他地区的凶杀率差距很大，占全球凶杀总数的37%，而该地区仅占世界人口的13%。政治不稳定导致有组织犯罪，包括对警察、妇女、记者和移民的有针对性的袭击。同时，政治暴力不再只影响低收入国家。在过去的15年中，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直接生活在重大政治暴力的环境中或周边地区。

　　对于妇女和女童来说，家庭仍然是最危险的地方。2017年，约58%的女性凶杀案是由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实施的，高于2012年的47%。妇女遭受杀害的可能性最大，这往往是厌女主义信仰、不平等和依赖的结果，这些现象在全球持续存在，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

　　虽然恐怖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其影响近年来一直在减弱。在全球范围内，2018年归因于恐怖主义的死亡人数连续第三年下降，降至不到19 000人。随着各国政府加强反恐努力、区域和国际协调以及预防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计划，袭击的致命程度已经降低。2017年，五分之一的恐怖袭击未获成功，而2014年这一比例仅略高于12%。

　　冲突仍然是恐怖主义的主要驱动力，99%以上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死亡发生在暴力冲突或政治恐怖程度高的国家。大多数致命袭击发生在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中阿富汗、伊拉克、尼日利亚、索马里和叙利亚首当其冲。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社会异化、缺乏经济机会和国家卷入外部冲突是导致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因素。在西欧，过去几年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死亡人数大幅下降，但事件数量有所增加。在过去20年中，西欧和北美的极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者或反穆斯林信仰发动的袭击数量增幅可观。这两个地区的事件数量从2002年的3起增加到2017年的59起，社交媒体在传播仇外言论和煽动暴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技术进步正在改变冲突的发生方式。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进步将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主要作用，改变来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威胁性质。人工智能的使用正在增强网络、实体和生物袭击，使这些袭击更加准确，同时也更难以归咎袭击者。人工智能还通过减少甚至消除对人力、专业知识、旅行或昂贵机器的需求来促进袭击，使袭击手段变得更加普及，即使是对所谓的“孤狼”或小团体来说。

　　人工智能和3D打印的进步可以通过自动化开发和生产武器以及开发武器的系统来促进生物袭击。生物袭击试图使用有毒物质或广泛传播疾病来伤害或杀死人类、牲畜和农作物。现有的生物程序和数据也面临着网络袭击的威胁。

　　人工智能还使致命性自主武器成为可能，尽管全球普遍反对开放这类武器。这类武器在没有人类指导的情况下识别和袭击特定目标，从而将对生死的责任从人类道德系统转移到缺乏同情心和伦理准则的复杂的数据系统。当自动武器杀死一个人时，谁应该受到责备？联合国秘书长呼吁通过国际法禁止完全自主的武器，许多国家也提出同样的呼吁。

　　恶意行为者还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支持的深度学习来创造“深度假象”，试图创造出看似真实的画面来表现人们说出他们从未说过的话。深度假象可能会助长错误信息，分裂和政治动乱。

　　网络袭击也许是当今最普遍的威胁。根据IBM的X-Force事件响应和情报服务，与2018年下半年相比，2019年上半年的网络袭击数量翻了一番，大多数袭击目标是制造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教育机构。关键基础设施的所有者尤其面临风险，因为恶意行为者试图将目标对准机场控制塔、核电站、医院和水坝。在过去的一年中，发现了一百多起可能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网络事件。这类袭击将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

　　其他新的和新兴的数字技术也在帮助非国家行为者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当今，极端组织通过互联网前所未有地接触到公众，这使得招募、煽动和宣传以及购买武器和不受管制的资金转移更加行之有效。人工智能的进步也为警察和反情报机构提供了新的工具和预防策略，以更好地防止袭击和识别行为者。但预防性警务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包括内在的种族和宗教偏见，这可能导致暴力极端主义的激进化。

　　当下，我们正在目睹国际军备控制架构的瓦解，以及已有军备控制协议的逐步倒退。几十年来，这些协议使全球保持稳定、克制和透明。特别是核武器的继续存在，对人类的生存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虽然核武器数量从冷战时期的60 000

　　多件下降到如今约14 000件，但现在有更多的国家可以获得核武器，同时，有核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变得紧张，关于裁军的速度和规模上的分歧也变得越来越大。

　　当《中程核力量条约》于2019年8月终止时，联合国秘书长对失去“核战争的宝贵刹车机制”表示遗憾。新的《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新的《裁武条约》)面临类似的消亡。彻底消除核武器仍然可以实现，但这将需要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做出新的承诺。秘书长呼吁各国重新致力于讨论尚未达成的和当前的军备控制协议。

　　1945年，当世界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中惊醒时，联合国的成立主要是作为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工具。虽然今天的世界总的来说更加安全，但威胁的性质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新的和更复杂的威胁需要富有想象力和大胆的应对措施，并需要加强会员国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还必须跨越机构边界，以便政治、人权和发展伙伴能够协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