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议程宣称其最终目标为“变革我们的世界”。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表示：“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平。”这是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6个目标，但这并不表明将易发生冲突的国家转变成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国家不重要。
如今，联合国有超过16个维持和平行动以及11个政治和建设和平特派团1。接受联合国支援的很多国家都是“7国+”集团2的成员。“7国+”集团包括20个正致力于克服不稳定、摆脱冲突和贫困的脆弱国家。然而，在这些国家中，很多领导人以牺牲民族团结与人民福祉为代价谋求权力与财富。根据我本人和易发生冲突国家的领导人的接触，我发现，与人民不太熟悉的机构相比，冲突后恢复与发展更取决于国家领导人。
为了在冲突后国家实现可持续和平与稳定，联合国基本接受并遵循约翰·罗尔斯于1971年提出的政治哲学及伦理学3。自由民主、法治及人权保护都成了国家治理的关键支柱。此外，联合国还推动冲突后国家制定了宪法、建立了治理机构，以实现社会公平。毫无疑问，长远看来，致力于实现民主治理的机构能力建设对于可持续和平及发展十分重要。但是，在冲突刚结束之际，影响、改变国家领导人，使其致力于推进民族团结及提升国家利益更为刻不容缓。
本文将具体阐述，在冲突后进行和平建设和从冲突后和平建设过渡到可持续发展时期，什么样的领导力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冲突刚结束之际，国家领导人的关键任务是在维持政治稳定（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使用武力）与通过影响对手及其政治追随者的思想及行为治理国家之间寻求平衡。这要求领导人需具备坚定的领导力并乐于分享和包容不同人群的利益和愿望。而要想建设法治社会，领导人的行为必须达到高尚的道德标准，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不是运用权力和武力巩固自身的地位。
受联合国委派到几个国家支持和平与发展工作时，我发现东帝汶领导人有效发挥了领导人的职能，在平息了与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冲突及国内权利斗争之后，成功巩固了和平。东帝汶领导人从2006年及2008年的政治安全危机中吸取教训，通过发挥“原生性领导力”4实现了民族团结及政权的和平过渡。所谓“原生性领导力”有以下五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领导人忠诚于国家利益，具有国家认同感并致力于民族团结。在易发生冲突的国家，个人之间的竞争及仇恨是武装冲突与斗争的主要诱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领导人务必要自律，将国家利益及民族团结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第二个特点是领导人能够将普适的治理理念及原则与本国价值观及习俗有机结合。第三个特点是领导人具备极大的勇气及热情，并有能力说服其政治追随者及大部分民众相信，如果他们追求整体愿景并将普适的治理理念与本国道德准则相结合，他们将会取得应有的回报。第四个特点是领导人能够在追溯过去的非正义与犯罪行为和追求未来发展之间取得平衡。最后一个但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领导人应具备改变国民思维意识以实现可持续和平及发展的能力。
领导力上述五个特点的基础是数世纪以来东西方一直共同拥护的道德理想。在《论语》5中，孔子强调了道德在个人及政府行为中的重要性。 此外，他还强调，个体行动的示范效果比制定明确的法律更有作用，培养审慎的判断能力比增强法律素养更为重要。“义”6指公正、正义，或者做公正、正义的事。这一概念和“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相矛盾。追求个人利益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领导人应该致力于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西方思想主张，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示，道德高尚的领导人拥有能够确保国家正常运作的共同特征。只有当道德高尚的领导人以及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治理国家时，理想国才能得以实现。柏拉图最终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以主权在民理念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及法治相结合的治理形式。
在易发生冲突及冲突后国家，要建设健全的法治及其他体制框架以进行民主治理需要很长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最必要的因素是国家及地方领导人积极参与，促进各地依照当地情况采取普适的政府行为规范及治理标准，重塑当地人民的尊严。在冲突后国家建设健全的法治及其他机构机制且在人民及社会能够完全接受之前，寻找这样的原生性领导人并为其提供支持极有必要。我认为，这种方法比一味建设体制结构和程序高效得多，因为后者很容易忽略当地价值观、传统和习俗。此外，这种方法也会提升国家政府机构领导者及管理者的道德素养及专业态度，增强机构透明度，强化责任制。冲突后治理必须依赖自律且道德高尚的领导人，他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不会进行永久统治。冲突后国家领导人的终极任务是为下一任领导人顺利交接做好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东帝汶领导人通力合作，将个人及群体利益抛却在脑后，以国家利益为重，共同应对2006年及2008年的安全危机。在个人之间的竞争引发武装冲突与斗争之际，国家主要领导人发挥了自律精神，力劝其政治追随者牺牲自身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及国家利益。尽管外界要求东帝汶领导人对印度尼西亚军事领导人实施应报式正义刑罚报应正义，但东帝汶领导人仍根据真理至上的原则选择了修复式正义恢复性正义，坚持和解与友谊。2006年当东帝汶再次陷入危机时，东帝汶领导人将个人的仇恨置于一边，共同向联合国寻求支持，请求联合国派遣国际稳定部队，防止国家爆发内战。
在不影响社会稳定性的情况下，东帝汶领导人成功将普适的治理理念及原则与本国的治理规范与实践相结合。他们发现，要实现可持续和平及发展，就有必要与其政治追随者及民众进行交流，并说服他们改变思维方式。要实现这一极其必要的改变，领导人应严格践行民主治理原则，尤其要赋予人民通过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权利。领导人应表现出自律精神及勇气，尊重选举结果，因为选举不但是自由、公正的，而且充分代表民意。
尽管东帝汶领导人成功实现了国内和平与稳定，但他们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将权利转交给年轻领导人及实现可持续发展。东帝汶的独立运动领袖，即前总统和前总理沙纳纳•古斯芒 (Xanana Gusmão)，于2015年2月将总理职权移交给属于反对党革阵8 的年轻卫生部长阿劳若，而此时距离其任职届满还有两年。新一届政府成员包括更为年轻的专业领导人，其中不乏来自对立党派的领导人。这展示了沙纳纳•古斯芒的自律精神及对和平过渡的承诺。
如今，冲突后国家东帝汶的领导人正面临威胁着经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严峻挑战。正如世界银行9曾经提到，东帝汶在2005年建立石油基金，以透明、负责的方式管理天然气开采收益，而利用这个由基金所提供的金融资源，东帝汶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东帝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在2011年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同时其教育、医疗状况均得到了改善，婴儿及儿童死亡率几乎减半。但是，东帝汶的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几乎完全依赖于在全球范围内飞涨的石油价格，而如今石油价格正在迅速下跌，东帝汶领导人亟需丰富经济类型，尤其是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巨大而轻易获得的天然气收益也助长了腐败之风。这就要求政府领导人在国民议会已经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11的情况下，不但能够增强人力资源及体制能力建设，在非石油部门创造就业机会，还能够减少国内的KKN10腐败行为。
总而言之，我认为冲突后国家领导人面临三大挑战：首先，建设公正、包容、和平和稳定的社会；其次，培养技术人员，建立透明、负责、有效和有能力的机构；最后，实现经济及社会进步，为全体国民提供获得司法正义、教育、健康及就业的公平机会。要实现这三个愿望，冲突后国家的领导人及国民必须改变自身的思维方式。联合国必须为该进程提供更多的支持。
注释
1. 联合国共有16个维持和平行动及11个政治及建设和平特派团。详见：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operations/current.shtml 和 http://www.un.org/peacekeeping/documents/ppbm.pdf, 2016年2月23日获取。
2.“7国+”集团是由一些曾经历冲突且正向发展阶段过渡的国家自愿组成的国家集团。该集团目前由20个国家组成，致力于推动国家主导的规划机制，反映国际合作伙伴对遭受冲突国家事务参与方式的重大转变。详见：http:// www.g7plus.org/en/who-we-are,2016年1月18日获取。
3.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此版为1971年首次出版后的第一次再版。
4. 长谷川佑弘.原生性领导力：东帝汶和平建设及民族自治[M].东京，纽约：联合国大学出版社，2013: 275 – 276.
5. 《论语》是一部以记载中国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为主的语录汇编，通常认为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
6.儒家思想中，“义”或“正义”的字面意思为“公正、正义及意义”。
7. 2001年，联合国东帝汶过渡当局在东帝汶设立东帝汶接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其任务是揭示侵犯人权行为，推动旨在恢复受害者尊严的和解进程。长谷川,第163页。
8. “革阵”是东帝汶一个政党名称的缩写，全称为“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
9. 世界银行2015年10月6日“概览”。详见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timor-leste/overview.
10. KKN分别代表“Korupsi”、 “Kolusi”及 “Nepotisme”，意思分别为“腐败”、“官商勾结”和“裙带关系”。
11.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2月18日，东帝汶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第19/2015号国民议会决议），以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