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城市地区，自然和技术灾害越来越频繁，危害越来越严重，使得城市成为业界人士和学者讨论的焦点，突出了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和技术的基本问题。灾害凸显出社会缺乏可持续性，表明存在不同程度的发展失误。科学和政治界都在就气候多变性如何影响气象灾害甚至地球物理灾害、如何加速甚至倍增风险和不安全状况以及如何加剧因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而产生的脆弱性进行辩论，呼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但是其中困难重重。
首先，负责减少灾害风险和灾后恢复的机构与社区成员之间缺少交流、了解和互动，即存在沟通鸿沟。现在已有一些应对灾害的典范和途径，比如美利坚合众国的“全国上下”和瑞典的“全社会”，提倡网络治理和社会行为体之间的合作（林德贝里和松德柳斯，2012），但即便如此，沟通鸿沟依然存在。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越来越期望公民个人和地方社区承担减少灾害风险的责任，即实现“地方复原力”。例如在荷兰，当地通过幽默广告鼓励公民利用手机警报系统“NL警报”1等推送技术防患于未然，通过这种技术，有关部门可以在紧急情况发生时通知附近的居民。在瑞典，有关部门通过“你的安全”网站2等虚拟平台开展宣传运动，公民可以参与平台上的所有项目，包括从如何降低在严冬时节走路滑倒的风险到如何应对极端恶劣情况。公共信息工具也提醒人们预备生存包以度过灾害发生后的头三天。即便有很多宣传声称要让人民参与灾害防备和减少风险的计划，但是社区成员很少真正被赋予承担这些责任的权力，现有的地方社会资本和文化知识也还没有取得合法性或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
对于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一场灾害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体验，但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是更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进程的结果，通常也会变成集体记忆。在灾害易发区域，当地对于灾害的认识以及应对措施一般基于集体记忆和历史。在灾害频发的地方，人们会从经验中学习，学会观察风险信号并估计风险程度，研究出一系列应对措施。比如，在2004年印度尼西亚海啸中，有一件广为流传的事情：当时锡默卢岛的居民在灾难发生时迅速撤离到地形最高的地方，最终得以生存下来。虽然那里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没有发生过海啸了，但是当地的民间故事和歌谣依然延续着关于过去灾害的文化记忆（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07；格雷格等，2006）。在阿根廷的圣菲市，郊区居民通过沿用和这片水系发达的土地相关的许多社会习俗，世代保留着有关洪涝灾害的知识（贝茨•乌尔贝里，即将出版）。这些例子都证明了我们的观点：人们不仅作为个体在学习，更是作为集体在学习。
十六世纪的英国牧师兼诗人约翰•邓恩写道：“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哪怕到了世界末日，我们依然属于某一个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当危机发生时，地方社区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往往会被忽视，但实际上它们对受影响地区的恢复重建至关重要（克吕格尔，2014；瓦尔纳和恩格尔，2014）。应对突发灾害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有许多紧迫的挑战需要应对。物资数量有限，救援队抵达受灾地区也需要一定时间。在救灾期间，我们的救援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优质服务，但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志愿者的贡献。事实证明，大多数灾难受害者都是在亲友、邻居和过路人的帮助下获救的，因为这些人当时就在现场（基尔申鲍姆，2004）。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地方社区可以利用社会组织、多种做法和物资应对风险和危机。所谓的“传统社区”与各自所在的自然环境互动，根据自然的变化调整社会组织和文化。对此，孟加拉国的经验便值得借鉴（保罗，2009）。在孟加拉国，全社会各个层次都很善于观察灾害先兆并乐于采取提前警报措施（包括“推送技术”），尽管社会网络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各成员国等后工业化和更加个性化的社会中同样在继续发挥作用。专业知识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资源，也是加强抵御灾害能力的重要因素。2006年，孟加拉国遭遇重大洪水灾害，主要交通路线无法通行，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社会网络确保了城市的食物供给，小商贩把在贫民窟烘焙的面包运送至富裕地区。如果打击非法马路经济，则会削弱社会经济网络带来的城市抵御灾害能力（凯克和埃佐尔德，2013）。
政府可能不太欢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对接的问题。有关部门很难接触到所有的社区。例如，民众可能因为宗教信仰警惕世俗当局；移民和难民可能不会意识到他们面临风险或者无法获得关于减少灾害风险的母语信息；非法居民则会避免接触当局。不过，正因为这些“边缘”群体习惯于依靠自己，他们的内部联系通常十分紧密。对这些社区来说，社会网络和知识不仅是社会和文化资本，或许也是他们仅有的资本。
说到这里，请不要误解我们，我们并不是要把“社区”和“文化知识”理想化。人们可能只是因为巧合才居住在同一个地区，他们不一定有什么共同点，可能关系并不融洽甚至互相抱有敌意。每个人分配到的社会资源是不均等的。文化差异也会导致误解、冲突和挫折。不过，众所周知，即使人们在平时相处并不融洽，或者住在非常不平等的社区，但是当灾难发生时，他们却往往能够摒弃旧怨，表现出社会性的行为（恩格尔等，2014）。急迫的生存问题以及安全与安保需求会迫使人们至少在紧急关头抛弃隔阂、共享知识、彼此支持（普林斯，1920；巴顿，1969；奥利弗-史密斯，1986）。事实上，区域共享可能不是界定当代社区的唯一条件。在如今这个人们跨越国界快速流动的世界，我们不一定把邻居作为信任和忠实的对象。相反，我们通过社会网络可能与不同大陆的人们保持着联系。互联网虚拟平台上形成了新型的社区，传统社区也通过虚拟联系和社交媒体不断演变。因此，文化既是一种复杂多变的现象，也是灾害应变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当你掌握了与多元的组织文化以及不同国家的地方社区进行沟通合作的诀窍，你就有可能获得一个更有效、可持续的灾害管理和减少风险的方案。
灾害使得公众越来越强化对专家和决策者的问责（伯恩等，2008）。灾害发生后，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便是：“你们为什么不知道它会发生？”或“你们为什么没有阻止这场灾难？”2009年，意大利拉奎拉地震发生之后，意大利的地震学家险些被关进监狱，因为他们被指责预警不到位。就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即2016年8月，一边意大利阿马特里切地震的救援行动因为余震而被迫中断，另一边是大量批评的声音，抱怨现有的抗震建筑设计规范得不到加强。类似的案例还有许多，乍一看，在这些情况下人们似乎很少吸取从前的教训或者做出相应的调整。当然，更大规模的多重社会、政治和环境进程可能会损害知识生产以及应对措施的实施，从而加剧脆弱性。此类进程包括移徙、城市化、贫困和社会排斥，也包括可能改变灾害原貌的因素，如频繁的气候变化和更大规模的生态系统变化。在这种变革性进程中，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当前这种不确定且瞬息万变的条件下学习过去的经验。我们需要利用经验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促使软基础设施在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社区和机构内形成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
红十字会2014年发布的《世界灾害报告》强调，软基础设施是减少风险的关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科研究出版物和相关主题研讨会，还有研究灾难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社区之间的合作的新研究项目，也在纷纷强调这一点。2016年，在厄瓜多尔基多举办的人居三将继续生产和分享关于软基础设施和减少灾害风险的知识。“欧洲城市中心的灾害：文化专家网络”3组织的成员将在此次大会上组织一场题为“城市、文化和应灾”的互动活动。我们鼓励所有关心这些议题的人参加这场活动，希望能够继续促进政策和实践的对接。
注释
1.更多信息详见荷兰国家反恐与安全协调委员会（荷兰公共安全与司法部下属的官方反恐单位）网站，http://www.crisis.nl/nl-alert.aspx.
2.更多信息详见“你的安全”网站，https://www.dinsakerhet.se/.
3.“欧洲城市中心的灾害：文化专家网络”是欧洲共同体资助的、“地平线2020”计划下的一项协调和支助行动,更多信息详见“欧洲城市中心的灾害”网站，http://www.educenproject.eu/.
参考文献
苏珊•贝茨•乌尔贝里.忘了洪水？阿根廷圣菲市郊的灾后经济和深刻记忆[J].苏珊娜•赫尔德利奇科娃 (Zuzana Hrdlickova) 和汉娜•斯威 (Hannah Swee) 编辑.自然和文化，即将出版，12（1）（特刊：生活中的灾难）.
艾伦•H•巴顿 (Allen H. Barton).灾害中的社区：集体应激情况的社会学分析[M].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9.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被海啸民间故事拯救[DB/OL]. http://news.bbc.co.uk/2/hi/programmes/from_our_own_correspondent/6435979.stm，2007-03-10.
阿金•伯恩 (Arjen Boin) 等.危机后治理：调查、问责和学习的政治[M].剑桥，英国，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
卡伦•恩格尔 (Karen Engel) 等.荷兰的洪水亚文化：伯哥赫瑞和依特瑞教区[J].自然灾害，2014-09，73（2）:859-882.
克里斯•E•格雷格 (Chris E Gregg) 等.海啸的自然界警报：人类对2004年苏门答腊大地震和泰国海啸的感官体验和应对措施[J].地震杂志，2006-06，22（S3）：S671-S691.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014世界灾害报告：聚焦文化和风险[R].日内瓦,2014.
马库斯•凯克 (Markus Keck) 和本亚明•埃佐尔德 (Benjamin Edzold).浪费的应对能力：改善达卡粮食安全的潜能遭埋没[J].地理，2013年1-3月，67（1）：75-91.
阿兰•基尔申鲍姆 (Alan Kirschenbaum).受灾社区的一般资源：社会网络途径[J].国际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期刊，2004-10,24（10/11）:94-129.
弗雷德•克吕格尔 (Fred Krüeger) 等编辑.文化和灾害：认识减少灾害风险的文化框架[M].伦敦，纽约：罗德里奇出版社，泰勒&弗朗西斯集团，2015.
海伦娜•林德贝里 (Helena Lindberg) 和本特•松德柳斯 (Bengt Sundelius).全社会应对灾害：瑞典的做法[C].大卫•G•卡曼编辑.麦格劳-希尔家园安全手册.第2版.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2012：1295-1319.
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 (Anthony Oliver-Smith).受伤的城市：安第斯山脉上的死亡与重生[M].阿尔布开克，新墨西哥州：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1986.
比马尔•坎蒂•保罗 (Bimal Kanti Paul).为何死亡人数相对较少？以风暴锡德席卷孟加拉国为例[J].自然灾害杂志.2009-08，50（2）：289-304.
塞缪尔•H•普林斯 (Samuel H. Prince).灾难和社会变革：哈利法克斯灾难的社会学研究[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20.
耶罗恩•瓦尔纳和卡伦•恩格尔.灾害文化的重要性[J].环境与社会.2014-10，17（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