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联合国成立，我当时六岁。全世界刚刚从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脱出来，挪威在被纳粹占领长达五年之久后宣布重新建立独立的民主制度。我十岁时，家住纽约，当我知悉挪威人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成为首任联合国秘书长后，深深以此为豪。当时我并未预料到，我之后会在联合国长久任职。
在过去35年中，我极其有幸在数个联合国委员会和小组任职，并成为联合国一个旗舰机构的负责人。我见证了在联合国领导下，诸多促进和平、民主和人权的行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改善生活条件和保护环境等等。
然而，现在联合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其重要性正受到考验，危机程度尤胜从前。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的权力和财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今联合国的193个会员国中，大约四分之三都是在联合国1945年成立后加入的。
联合国的宗旨不只是维持国家间的和平与安全，还包括帮助人类解决所面临的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环境方面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名年轻的环境部长，我见证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联合国推动各会员国解决各种重要问题和挑战。1976年，我担任挪威环境部长期间，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第一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1977年，我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参加了联合国水事会议。我还去过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就是在那里成立的（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决定成立）。
1983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邀请我建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并担任委员会主席，这是我在联合国的第一个职位。该委员会研究环境退化、贫穷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各种挑战，并因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宽泛的政治概念而闻名。1987年4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这份报告坚定地将环境问题纳入政治议程，从本质上将环境问题与发展联系起来，而非将其孤立开来单独报告。报告还将环境作为全人类和所有国家的权利，表明各国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根据委员会的建议，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地球问题首脑会议，即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环发会议）。
报告发表以来，迄今已超过25年之久，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2000年，“千年发展目标”生效后，我们确实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极端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大幅减少；更多人获得安全饮用水；婴幼儿死亡率有所下降。
然而，即使不加细看，也会发现虽然世界上有些国家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繁荣，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扩大，环境退化也在继续，气候变化开始对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和生态系统造成威胁。
因此，即将于2015年9月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在2030年之前实现消除极端贫困以及解决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
卫生
1998年，我有幸当选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总干事。当时，我希望世卫组织能成为人类卫生事业的“道德之声”，并为改善人类卫生状况提供技术指导。除了疾病防控及减轻痛苦外，我们还须在全世界各国推行可持续、公平的卫生制度。
在开始政治生涯之前，我和我的父亲一样，曾是一名医生。那时我还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刚刚取得医师资格，并获得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奖学金。在哈佛大学的学习过程让我认识到，卫生不仅与医学有关，还关系到环境问题和人类发展。
我对公共卫生及其与更多社会问题密不可分的联系有了全面的认识，从而影响了我对世卫组织的看法，也将继续指导我作为国际长者会（www.theElders.org）成员以及联合国基金会（www.unfoundation.org）董事会成员的工作。
我们集中精力与威胁健康的问题做斗争，例如烟草泛滥以及疟疾、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肺结核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等。同时，我还希望各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在卫生方面的投资也是对国民经济的投资。即将开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一定要承认这一点。
强化联合国
人类希望全世界再无世界大战和暴政统治的共同愿望，是联合国诞生的基础。但是，在联合国成立后的前十年，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美苏冷战和随之而来的核军备竞赛彻底改变了地缘政治局势。在大国对立的情况下，无人有兴趣彻底评估联合国组织机制的本质和职能。
然而，如今冷战结束已近30年，联合国此刻应该着手解决各种突出的问题。如今情况与1945年已截然不同，联合国各机构必须适应新的环境。
有许多提案称应对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做出调整，求安全理事会更具代表性，以反映充满活力的新兴国家与地区及其在世界和平与安全事务中日益增加的责任，这是十分合理的。同样，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这一改变也十分合理和必要。我们是否应该赋予更多国家否决权或削弱现五常任理事国（五常）的否决权呢？
是否有折中的方案？例如增加一类新的席位，让其任期长于现非常任理事国，随时可以进行重新选举，并且如果取得其他会员国的信任，是否可以永久担任？一些国家提出在不修正《联合国宪章》的前提下做出上述调整，但都遭到反对。
这种情况令人沮丧，引发了一场关于否决权合理性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否决权以及有时与否决权等效的威胁已经与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发生冲突，即人道主义要求我们形成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我们应呼吁五个常任理事国不要阻止安全理事会在全人类受到残暴犯罪威胁时采取有约束力的决定。
安理会的制度决定了五常在其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会使用否决权。虽然他们不会轻易使用否决权，但我们应要求他们对其提出的备选方案进行全面清晰的解释，以便更加可靠、有效地保护受害者。当其中一个或多个国家使用否决权时，应确保其他常任理事国承诺不放弃寻找共同点，努力找到能一致同意的有效解决方案。
此外，我们应要求安全理事会更加认真地倾听受其决定影响的人群的意见。常任理事国常常闭门造车，不能充分听取直接受其决定影响的人群的意见。从现在开始，应让他们以及整个安理会给予那些冲突地区代表团一个更好的机会，让他们表达意见并影响安理会的决定。
有关安理会组成的协商历经多年都未有结果。许多会员国虽然希望创造一个更合理的安理会，同时似乎都不愿其他国家在安理会工作的频率和任期超过自己。
由会员国自身原因所致，联合国其他数项改革提议也未能如愿通过。诸多好的提议未能通过，是因为各会员国为联合国制定了规则，他们不愿联合国做出改变。几年前，各会员国曾为减少联合国所承担的任务进行了努力，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每一位联合国秘书长在当选上任之时，人们总对其抱以厚望。多年来，每逢安理会将拟定的新任秘书长姓名提交至大会时，大会始终力求对选举结果施以更大影响。迄今为止，秘书长的权力因受各会员国约束而相对有限；我个人希望大会能以联合国的名义为秘书长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赋予其更多发动倡议与革新的机会。
我始终坚信，决策固然要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但仅拥有事实却远远不够。果断的决策往往离不开领导者的道德操守与坚定的政治决心；各会员国及联合国各管理机构的决策过程同样如此。
在庆祝成立70周年之际，联合国须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承担起改革重任，确保长期在国际舞台发挥有力作用，同时应保持谦恭的姿态，多与会员国的普通公民沟通接触，聆听这些普通公民的意见，认可他们对世界发展所做的贡献，并向他们证明联合国的发展不仅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深远，更与他们的子女的现在与未来息息相关。
国际长者会创始人纳尔逊·曼德拉曾说：“普通民众是历史真正的缔造者……只有人民积极参与未来世界的筹划工作，民主与自由才得以真正实现。”1
注释
1 纳尔逊·曼德拉，1990年2月25日于德班集会上的演讲，《斗争就是我的生命》，（伦敦， IDAF出版公司，1990年），第2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