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联合国秘书长发布了政策简报:城市世界中的2019冠状病毒病》,一名杰出学者围绕该政策简报在《联合国纪事》发表了两篇评论,本文为其中之一。点击此处阅读另一篇文章。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019冠状病毒病席卷全球,给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了巨大冲击。大流行病不仅对20年来取得的许多可持续发展成果构成威胁,还可能推迟2030年前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计划。1

本次席卷全球城市的大流行病首先暴发在一个东亚大城市中,之后得到了控制。在此期间,病毒通过全球运输网络进行传播,极大地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健康和福祉(可持续发展目标3)。现在,病毒扩散已影响到大多数经济体,而严厉的封锁措施可能致使经济瘫痪,如今已使各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数亿人面临生计不确定的状态(可持续发展目标8),由此加剧了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1)和粮食不安全(可持续发展目标2)。疫情还致使教育系统关闭(可持续发展目标4),公共交通系统服务中断(可持续发展目标11)。而且,随着需求和实际收入的下降,有些地方的人们也无法获得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目标7)以及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可持续发展目标6)。经济断层(可持续发展目标10)、性别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5)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已经出现,数十年的和平进程以及建立机构和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目标16和17)的努力可能遭受破坏。

联合国秘书长发布的《政策简报:城市世界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立了城市地区和城市化在地方到全球各级全面应对大流行病时的中心地位。该政策简报强调,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和多方面的发展挑战,加强地方能力和应对,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应对,并加快包容、绿色的经济复苏。

不过,政策简报没有触及一个明显而又棘手的问题,即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在城市化的“光明面”与“阴暗面”之间保持良好的系统平衡。如果不保持平衡,2015至2016年签订的全球政治契约都可能面临风险,实施进程可能延误多年,这些契约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巴黎协定》《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新城市议程》

经济、生计和教育机会,公共机构和文化,以及通过规模经济实现社会转型和性别公平的潜力,都集中在城市地区。同时,贫困、经济、社会和空间不平等以及流行病等问题也都汇集在城市地区,这存在加剧冲突的风险。这些冲突就是城市历史中的“阴暗面”,已存在了数千年。2

2019冠状病毒病让城市化的“阴暗面”和“光明面”都变得更为突出。一方面,许多国家不论收入水平如何,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危机。另一方面,地方和国家政府与公民、企业和机构合作,采取了契合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富有同情心的行动,从而作出有力的应对。3

一个关键问题是:哪些流程和措施可以将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转变为一个机会,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当地落实并加速气候行动?4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在城市地区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工作,并确定优先顺序。5采取这一做法的依据显而易见:城市地区占世界人口的55%,约制造了80%的全球经济产出、新增就业和温室气体排放。6

此外,在许多地方,城市将通过非正规部门和中小微型企业,引领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之后的经济和生计恢复。提升廉价住房的绿色投资动力,升级城市内部以及各地区之间能抵御气候和灾难的基础设施,将产生乘数效应,从而重启断裂的供应链,助力经济活动摆脱疫情封锁造成的冲击。7

这也是一次契机,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何保障普遍的粮食安全,提供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等基本城市服务以及社会保护,从而解决城市非正规生计和土地使用权安排的诸多脆弱性,这些都是落实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原则。8一些城市和地区正在进一步探索如何保障生计安全和基本收入待遇。尽管存在结构性不平等、脆弱性和深度数字鸿沟等多重障碍,我们仍需重新考虑城市卫生和教育系统,以期普及卫生和教育。

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20世纪产生的对公民、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于“次主权”地方和地区政府与“主权”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9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气候危机以及成功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方式,为重新构想21世纪的社会及政治关系提供了一些视角。

首先,由于所有国家、地区和城市都存在可持续发展赤字,面临着气候风险,极易受到未来流行病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进行迅速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其次,这些系统性变革必须同步进行,在它们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的空间有限。第三,地方、地区和国家政府之间以及地方行为体之间的跨模式伙伴关系能有效促成这些变革。第四,充分赋权的政府可以推动横向整合,形成合力,采取由地方行为体领导的网络化地方行动,这种方式通常比自上而下的方法更有投资效益。第五,地方和地区政府在管辖范围内采取行动的能力,例如深化城乡联系或加强区域粮食和水安全的能力,也有助于增强国家对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的抵御能力。第六,以上综合起来,则意味着要通过改变旧的治理形式和财政安排,提高地方和地区政府的责任、机构能力和财政资源基础。第七,通过纵向和横向再平衡,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将有空间和资源重点落实多个未完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优先事项。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全球公域和全球金融体系实施适当的治理。

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印度班加罗尔街景,摄于2020年5月28日。维基共享资源图片/Shyamal

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应该考虑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过渡,让地方和地区政府拥有更大的结构话语权和行动力。这一做法是公正、合理的,符合公民与各级政府的共同利益。10否则,未来全球范围内可能会多次出现类似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或者危险的气候变化等更为激烈的危机,在此情况下,许多无力实现具体目标的当代机构将变得可有可无,或被历史的浪潮淘汰。

注释

1 Time to revis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ditorial, Nature, vol. 583 (14 July 2020), p.p. 331-332.  Available at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2002-3.“是时候修改可持续发展目标”,社评,《自然》第583卷(2020-07-14),第331-332页.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2002-3.

2 阿罗马•雷维 (Aromar Revi),“城市可以拯救我们”,TEDxPlaceDesNations当地活动的讲话记录,2015-01-0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kJyg0lc88A.

3 萨梅•沃赫拜 (Sameh Wahba) 等,“城市处在2019冠状病毒病的最前线”,世界银行博客,2020-05-12.https://blogs.worldbank.org/sustainablecities/cities-are-front-lines-covid-19.

4 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 等,“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19冠状病毒病”(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年).https://s3.amazonaws.com/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20/2020_sustainable_development_report.pdf.

5 柴塔尼亚•卡努里 (Chaitanya Kanuri) 等,“从城市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始”,利益攸关方指南(纽约,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与德国公司,2016年7月).https://irp-cdn.multiscreensite.com/6f2c9f57/files/uploaded/Cities-SDG-Guide.pdf.

6 阿米尔•巴扎兹 (Amir Bazaz) 等,2018年.“城市决策者摘要:气专委关于全球升温1.5℃的特别报告对城市意味着什么”(《全球气候和能源市长盟约》,2018年),第24页.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8/12/SPM-for-cities.pdf.

7 阿罗马•雷维等,“城市化对加快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潜力”,给十五财政委员会的报告印度人类住区研究所,班加罗尔,2020年).https://iihs.co.in/knowledge-gateway/wp-content/uploads/2020/09/IIHS_XV_FC_Urbanisation_Report_Aug2020.pdf.

8 更多信息请参见在线学习体验知识中心网站,网址为https://www.beyondtheoutbreak.uclg.org/.

9 阿罗马•雷维,“往后:人居三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城市化》,第1卷,第2期(2016年11月),第x-xiv页.

10 阿罗马•雷维,“重新想象联合国对21世纪城市世界的回应”,《城市化》,第2卷,第2期(2017年11月)第x-xiv页。

 

2020101

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师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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