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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人民：民间社会、联合国和全球施政 41. 联合国最重要的贡献始终在于其召集会议的能力，在于它能够将处于交战或者意识形态对立状态的各国政府召集在一起。现在仍然如此，只不过世界上的主角中有些已经不再具有政府性质。当今最紧迫的战斗，无论是涉及饥饿、贫穷、文盲现象、全球流行病、恐怖主义、毒品、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环境威胁、虐待妇女和儿童、派别或民族争端、失业、经济危机，还是财富、权力以及信息分配不均等等问题，很少仅靠中央政府就能加以解决。在这些战斗中还需要来自于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当地当局等其他方面的力量。原因何在？因为这些力量拥有至关重要的知识、能力、经验以及同主要支持者的联系。 从举行泛论会议转而重视建立具体网络 42. 联合国需要同那些各具特点且能力互补的行为者之间形成的联盟进行合作。这意味着，联合国需要同各全球政策网络进行合作，这些网络比传统的等级制组织更具解决当今各种挑战的优势。它们更灵活，更有创新能力；它们制造和利用信息的效率更高；它们更有确定和部署必需能力的优势。
欢迎联合国各论坛规划中的更大灵活性 43. 虽然《联合国宪章》的开篇文字是“我联合国人民”，但是联合国从结构上说仍是各国中央政府的论坛——允许其他力量参与的程度是有限的。参与权基本上仅限于非政府组织，仅限于诸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职司委员会等论坛，且仅仅限于一些指定的经认可的组织，忽视了别的组织的重要专业知识。这些组织的“磋商”地位意味着，它们仅仅在受邀请时才能发言，而不是真正的参与者。 44. 如果消除这些限制，联合国将能够获得其他支持者的重要贡献，并增强它们对各项全球目标的主宰感。小组认识到，进一步开放参与机会也将伴随着各种挑战。联合国各正式论坛的议程，特别是大会的议程已经处于超负荷状态。参加者数量的不断增加有可能增加会议的管理难度，使其更难以达成有用的成果。所以小组建议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 45. 小组提议，在全球辩论中，在一个问题整个周期的不同阶段应采用不同形式的论坛。每一个论坛的工作风格和正式程度不同，参加者所做的贡献和肩负的任务也不同。 46. 对于一些新出现的问题，论坛应采取小规模、非正式高级别“圆桌会议”的形式，从而能够进行真正的经验交流并避免各方顽固坚持各自立场。参加者将包括来自全世界的专家、直接受影响的社区的领袖以及各国部长级或高级官员。他们将为全球公众舆论和经验提供信息，并从中获得信息。 47. 一旦一个问题已经为人们熟悉，就可以组织有多方利益有关者参与的高级会议——即大型全球会议，以寻求全球共识，形成一种公共政策和公共态度需要变革的紧迫感。此类活动虽然有可能“臃肿不便”但是它们对制定全球规范具有极大的价值。 48. 要把商定规范转化为实际的变革，就必须制定实施统一行动的战略，而多方利益有关者共同采取的行动通常会形成最持久的解决办法。为此，采取建立伙伴关系的方式最有效（参见第三节）。 49. 审查各项全球战略并提出修改意见是一项不同的任务，最好的做法可能是将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独立专家（例如学术界人士或议员）召集起来，以求达到更高的客观性。这需要采取比全球会议更严肃的会议形式，但参加者的范围要更广泛，以便确保公共问责。
支持全球施政中的创新做法 50. 小组建议，召集此类论坛应当采取灵活和创新的做法，将重点放在扩大参与问题上。从战略上利用联合国的道义权威和领导作用可促进联合国的实际作用。 51. 建立全球支持者联盟——有时也称为网络化管理——可以提高各种行为者的权威性和国际地位。全球政策网络往往横跨多个部门——包括志同道合的政府、民间社会以及其他方面的力量——并且注重于研究解决具体问题。这些全球政策网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塑造了公众舆论并且帮助解决各种分歧，涉及的问题包括债务、地雷、小武器、冲突钻石、大坝、以及危害人类罪，全球政策网络即吸纳南方行为者，也吸纳北方行为者。他们一般在联合国正规机构之外聚会，形成一定的势头之后才进入联合国。 52. 小组还注意到联合国内部众多管理创新的例子，以及可以在全系统范围加以借鉴的经验教训。最近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民间社会事务处，这是同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政府事务处平行的机构，另一个是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其成员包括各国政府以及土著人民的代表，两方面的代表人数相等。 53. 由于网络化管理已经显然成为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方面，联合国必须更加明确地欢迎并且支持此类努力，这样才能处于全球政策制定的前沿。为此，必须利用其领导作用和召集会议的功能，将有可能携手合作的有关各方召集起来，探求想法并策划行动。对于联合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角色。 1979 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共同主办母乳替代品营销问题国际会议，首次将各国政府、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制造商、消费者群体以及发展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召集在一起。两年后，便达成了关于此类产品营销问题的政府间协定。 54. 小组建议，秘书处应更加频繁地利用这些手段。小组还建议，联合国应当率先使用新的通信技术推动这种网络化。 55. 和任何不为人们熟悉的新事物一样，存在挑战是必然的。因此需要谨慎行事，以便避免割裂式决策，丧失一致性。例如，如何确保一个大坝委员会在二十一世纪不会忽视水、能源以及防洪方面更大的关切？同样，如果所有同土著居民有关的问题都被“分派”给常设论坛来解决，会不会减少整个联合国将这些关切问题列入主流的能力？ 56. 新的机制必须增强政府间论坛的效力。只要它们具有效力，就能够预见其自身管理、问责制以及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等项挑战。
保留将来召开全球会议的选择 57. 联合国举行大型会议的历史由来已久，这些会议在 1990 年代对全球施政问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从在纽约召开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1990 年）开始，陆续召开了若干次大型会议，这些会议有助于在今天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老”问题 ——例如将环境和性别问题置于发展问题的核心。这些会议还将许多的政府行为者和其他行为者召集在一起，为解决这些问题制定共同战略。 58. 但是会员国对举行更多的此类活动没有多少胃口，会员国认为这些活动成本很高而且具有政治上的不可预测性。它们还认为，五周年和十周年会议是在原先会议的基础上原地踏步，没有多少新成果——甚至有时还削弱原先的协定和承诺。对于民间社会和其他方面利用这一机会批评会员国未能履行承诺，会员国有抵触情绪。 59. 小组认为，抛弃这一工具是错误的；相反，应当有节制和战略性地利用这一工具。在召集不同利益有关者讨论一些争议性课题方面，这些会议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些会议塑造了公众舆论，影响了公共行动，提高了普通百姓的意识，并且催生了当今的许多网络。对迁徙等新出现的问题需要进行类似的多方利益有关者审议，而这样的审议只有通过全球会议才能够进行。 60. 未来会议的规划应当允许民间社会和其他主要支持者网络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它们的参与、问责制和责任确定基本规则。
对实现全球目标取得的进展情况举行听询会 61. 对全球商定的目标实施不力会损害公众对多边主义的信任。由多方利益有关者对这些目标的实施进行透明的、包括一切和诚实的监督能够恢复这方面的信任。为此，小组建议举行联合国过去曾零星利用过的听询会，例如 1994 年的发展问题世界听询会。拟定的听询会——也许用于审查在实现具体的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与相关的联合国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联合组织——将成为利用官员、议员、独立专家、社区领袖、民间社会代表和其他人提供的证据的技术论坛。 62. 将利用听询会研究广泛的地域背景、成果和障碍，并确定对过程进行的适当调整。这类听询会将与大会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最直接有关的委员会主席和主席团协商举行，最好由秘书长主持。它们应成为讨论某些问题的多方利益群体进程，而不应成为与某一个利益群体举办的不限定议程的论坛，如此才能采纳多方意见，使辩论内容丰富多彩。 63. 小组认为，只面向某一个利益群体的主要论坛——没有明确的机制来支撑政府间进程——其相关性已大大减弱。小组建议考虑将这类国际会议要求的工作人员时间和资源转用于拟定的听询会。这类活动可以通过集中重点、扩大参与人数和保证纳入联合国进程的主流，而产生更大影响。将新闻部非政府组织年会改成听询会形式，并将其与非政府进程联系起来，可成为一个例子。
承认其他人也能为大会工作作贡献 64. 大会全体会议高度正规，除会员国以外，其他利益群体很少有机会参加。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群体往往只能通过非正规安排，为大会特别会议和委员会作出贡献，有时候需要利用组织技巧来避免开创先例。 65. 需要对大会进行改革。一段时间以来，一个工作组一直在寻求“振兴”大会的方法。大会应当欢迎来自民间社会和其他有着相关专门技能的方面经过认真规划的投入，使辩论更能了解情况和适应公民的需要。秘书处应利用其联系网和召开会议的权力，保证它们定期投入。 66. 小组强调会员国与外部利益群体应有机会进行对话和相互学习。大会范围内的非正式会议可提供良好机会，特别是促进国家专家和非国家专家之间对话的互动进程。此外，联合国承认民间社会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投入，但却不让民间社会对讨论同样主题的大会各委员会进行同样的投入，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67. 但是为了使工作卓有成效，必须通过秘书处、利益群体网络、大会主席和主席团的协作进程，根据正在讨论的主题精心选择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同样的机制也可有助于确认容许观察会议进程的其他人。这将加强他们向代表汇报和告知公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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