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成立70年以来，取得了很多成就。在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方面，联合国做到了国际联盟没有做到的工作。联合国还可以理所应当地接受更多的荣誉，因为联合国致力于维护人权，推进法治，建立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保护环境，消除疾病，并改善了全世界千百万人的生活条件。在过去五个月中，联合国更是展现出强大的号召力以及建立共识的能力：去年9月，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纽约通过；2015年12月，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在巴黎通过。
但联合国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所以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觉。联合国必须处理许多新挑战与未完成的事宜。下面列举几个例子。
全球冲突曾在世纪之交显著减少，但如今又呈上升趋势。最近，让-玛里•盖埃诺 (Jean-Marie Guéhenno) 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指出，“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致命冲突不断减少。在世界范围内，战争越来越少，在战争中丧生的人也越来越少。然而，五年前，这一良好趋势开始逆转，冲突逐年增加，出现了更多的受害者与更多的流离失所者。2015年的困境很难在2016年改变。战争的势头比和平更强劲。”1
东西方对立以直接或代理的形式再度出现，乌克兰与叙利亚就是证明。有谁能预测北约在2014年威尔士峰会上商议重组？同样，有多少人能预见八国集团会变回七国集团？
民主的进程看似势不可挡，实际已陷入停滞，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倒退。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有些选举并非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展开，一些手握权力的高官寻求控制立法与司法系统，还有一些领导人不把任期限制放在眼中。
暴力极端主义展现出最为丑恶的一面，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相结合，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有害。极端主义升级、青年激进化与外来人口移入同时出现，考验着世界各地的社会，同时助长了右翼政党以及寻求建立新壁垒者的势力。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世界有12.7%的人口每日生活费在1.90美元或以下。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全世界约有7.95亿人缺乏足够的粮食维持健康积极的生活，也就是说，地球上每九个人中就约有一人缺乏粮食。营养不良每年导致310万名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占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总人数的近一半。
以上只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部分艰巨挑战，此外还存在其他的挑战，例如恐怖主义的威胁、网络犯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由于全球变暖受到致命威胁以及70年前根据当时的全球局势成立的联合国至今未能进行根本性改革。
无论要面对何种挑战，有两点始终至关重要。第一，多边主义必须处于全球协商、决策与领导的中心位置。第二，国家领导人的善治能力是创建和平国家并为公民提供更好生活的关键所在。
尽管联合国系统或其他多边机构还存在不足之处，但毋庸置疑，如果没有有效的国际组织，如果各国没有体现加入国际组织的政治意愿，就不能解决世界上的任何挑战。环境退化、恐怖主义、商业犯罪或者移徙的影响等困扰单个国家的问题，只有通过全球合作才能处理和解决。因此，联合国所代表的全球治理体系尽管尚有瑕疵，对全球秩序、和平与发展仍至关重要。
国家内部的善治和强大、开明的领导同样重要，但这是更加复杂的因素。在柏林墙被推倒及几乎与此同时南非废除种族隔离之时，“善治”的概念开始流行起来。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Kofi Annan) 的一句话广为引用：“善治也许是消除贫困与促进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然而，善治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也没有全球认同的区分“善治”和“恶治”的机制。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最好记住：在历史上每一个政变发起者与独裁者都曾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拯救国家，把人民从“恶治”中解放出来。也有人给善治下过定义。被最多人引用的定义出自联合国，认为“善治”具有八个主要特点：参与性、以共识为导向、责任制、透明、响应民需、有效高效、公平包容以及遵循法治。此外，“善治”旨在确保腐败最小化，考虑少数群体的意见，在决策时倾听最脆弱群体的声音，并且积极回应社会当前与未来的需求。2
在此方面，国际发展机构与政治团体也有区别。例如，世界银行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从经济角度并以公共部门管理的眼光看待善治，重点关注透明、责任制、监管改革以及公共部门的技能与领导力。联合国、欧盟委员会与英联邦等以政治合作为基础的组织则更关注民主治理、法治与人权。善治关系到实现发展目标所必需的政治与体制程序与成果，这一点目前已得到广泛共识。
全球范围内，有许多组织提供了治理衡量指标，既包括具体方面的指标，也有整体性的评估指标。透明国际组织致力于衡量各国的腐败程度，人权监察社与大赦国际组织则关注对人权的尊重程度，保护记者委员会衡量媒体自由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针对生活质量，“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则对治理进行最广泛的评估，并将治理定义为“为每个公民提供他们有权从国家获得且国家也有责任为公民提供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福祉。”3
许多国家依旧将大赦国际组织与人权监察社等组织视为与西方政府相关联、支持欧洲中心论的压力团体。同时，关于开放与民主的社会是否更有利于促进发展的哲理辩论依旧激烈。反对方既有学者也有业界人士，他们列举了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在国家管制下的发展以及印度经济在民主时期增长相对缓慢的事实。亚洲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也常被当作国家管制下经济增长的范例。同样，在非洲，许多人称赞卢旺达的政府是负责任政府的模范，给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与投资收益，尽管其人权状况备受争议。
过去，由于国家主权独立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即使某个国家有明显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国际组织也不能介入或干涉，但是，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联合国提出了“保护责任”概念，英联邦与法语国家组织也为基本政治价值观的实施制订了监控政策，但这些努力经常收不到应有的成效，是因为未能在组织内部形成必要的广泛的政治支持。而非洲联盟与布隆迪近期的紧张关系也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毋庸置疑，国家领导人影响巨大。寻求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有远见的强大领导人。有远见的领导人不仅要对将来应达到的目标有清晰、可行的设定，还要拥有超越自身的眼光，着眼于更长远的国家利益，愿意为继任领导人留下有效的制度与有利的环境，帮助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责。
除了拥有远见，伟大的领导人还应具备许多其他素质。好的领导人需要有动力、承诺和决心，同时也要善于包容、建立共识、开展沟通、激励团队、灵活而不死板、承担责任，为人要诚实，还要在公共生活中积极倡导廉正，坚持国家利益高于自身利益。
优秀的领导人不是由哪一所学校炮制的。一旦领导责任落在肩上，政府首脑就必须下一番苦心，学习在其政治生涯中尚未学到的东西，包括接受良好的建议、拒绝不好的建议并以国家利益为重做出艰难的抉择。
现任政治领袖可以向前任领导人寻求帮助，诸如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与托尼•布莱尔等人建立了为现任领导人提供政策咨询的组织。有些组织以商业机构的形式运行，还有一些类似长者会、马德里俱乐部与国际行动理事会的组织，主要针对目前全球关注的问题开展公共倡议。科菲•安南基金会等组织既开展公共倡议，也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
2004年，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创建了全球领导基金会，该基金会的独特之处在于为现任领导人提供慎重、私密而有实际意义的支持，包括在本国应对过类似挑战的前任领导人的咨询。不过，关键是寻求咨询的政府首脑，他们要做出决定并承担责任，外部支持者没有决定性作用。咨询涉及的政策领域十分广泛，既指最广义的治理，也涉及到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具体问题。除非领导人主动要求，基金会不会将领导人寻求咨询一事公之于众。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代表着全球追求人类未来福祉的集体努力。议程特别提出，“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平”。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但和平并不仅仅简单地指没有冲突。当今全球领导人和各国领导人的责任是创建可持续的和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善治始终至关重要。
注释
1. 让-玛里•盖埃诺 (Jean-Marie Guéhenno).2016年十大冲突[J].外交政策，2016年1月.
2.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什么是善治？[J/OL].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good-governance.pdf.
3.莫•易卜拉欣基金会.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EB/OL]. http://www.moibrahimfoundation.org/iiag/，201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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