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野生动植物公约生效五十周年的思考

对世界各地的野生动植物卫士而言，今天是一个值得热烈庆祝的日子！《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濒危物种公约》）于1975年7月1日生效，至今已有50年。这个里程碑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让我们回望野生动植物保护征程、汲取力量与智慧继续前行的契机。

这一旅程始于一个构想，载于一部贸易与生物多样性相互交融的独特公约。该公约在阿鲁沙形成、在内罗毕和斯德哥尔摩得到认可、在华盛顿特区由21国签署并首次获得10国率先批准，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多边环境协定之一。

我们必须铭记那些为《濒危物种公约》生效奠定基础的自然保护主义者、商人、政策制定者和社区领袖等富有远见卓识之士所留下的遗产。让我们共同庆祝185个缔约方所取得的成就，他们为落实《濒危物种公约》的合法性、可持续性和可追溯性等核心原则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作为一项法定义务，落实这些原则旨在确保涉及《濒危物种公约》所列动植物的国际贸易得到妥善的监管。

《濒危物种公约》各缔约方通过切实有效的执行举措，日复一日地巩固着这一承诺。具体举措包括：做出无害判定以确保贸易的可持续性、核实合法捕获以杜绝非法标本进入国际贸易，以及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执法行动。

如果没有各缔约方的行动，《濒危物种公约》就不会有任何进展。他们的努力是推动《濒危物种公约》向前发展的引擎，引领我们迈向一个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实现保护目标、提升可持续经济和生计的未来。

在过去的五十年间，我们周围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贸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污染等地球三大危机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在此背景下，《濒危物种公约》不仅规模有所扩大，而且宗旨和相关性也有所提升。该公约已成为保护和商业、科学与政策、当代与子孙后代之间的重要桥梁。

《濒危物种公约》（又称《华盛顿公约》）全权代表会议于1973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共有8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审查了25份官方文件、25份动物提案和5份植物提案。如今，《濒危物种公约》覆盖超过4万个物种的贸易。2022年，《濒危物种公约》的185个缔约方中有160个派代表出席了最近一届缔约方会议，会议决定对《濒危物种公约》附录中500多个物种的状态进行补充或调整。在采纳的提案中，各缔约方同意将4种鸟类、100种鲨鱼和鳐鱼物种、50种海龟和陆龟物种、160种两栖动物和150种树种的国际贸易纳入《濒危物种公约》的管制范围。

管制范围的扩大彰显了生态保护的紧迫性。更多的物种被纳入管制范围，标志着我们对野生动植物与人类文化、生计、经济乃至生存的紧密联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然而，《濒危物种公约》的发展也带来了复杂的问题。如今，科学、法律和管理方面的决策必须兼顾比以往更多的利益攸关方和数据，应对更多的风险。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纪律性、包容性和更有力的工具。

《〈濒危物种公约〉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报告》由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共同编制。报告强调，半个世纪前，大多数被交易的野生动植物都来自野外。但如今，大部分贸易物种是在严格的规范和条件下，通过圈养繁殖或人工培植生产的。我们正在见证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的演变，《濒危物种公约》也在不断发展和调整，以应对相关的挑战和机遇。

此外，多年来，《濒危物种公约》的缔约方越来越关注过度开发所带来的威胁，并扩大了附录所列物种的范围，目前已涵盖800余种树种和2 000余种海洋物种。随着保护工作和《濒危物种公约》管制措施顺利开展，我们还看到部分物种被移出附录以及部分物种从附录一转至附录二。这些都是切实可见的进步迹象，证明只要设计得当、执行有力，监管措施就能推动可持续发展。

但这一路上并非一帆风顺。近年来，我们经历了各种全球动荡，包括2019冠状病毒病、金融危机、禽流感、缔约方会议场地的突然变更、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供应链中断等。然而历经种种挑战，《濒危物种公约》不仅屹立不倒，反而愈加强韧。我们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召开了理事会会议和科学会议。尽管是在困境中做出的决定，我们仍然取得进展。这得益于各缔约方的坚定承诺与通力合作、各委员会能干的主席以及众多专家在各自国内繁重的工作之余的自愿付出。

与此同时，我们意识到必须调整的不仅是工作的对象，更包括工作的方式。《濒危物种公约》在多边框架下发挥着召集各缔约方的作用。治理是集体的行动，缔约方力求通过协商一致做出决定，而秘书处则负责推动落实。随着时间的推移，秘书处也在不断发展。今天，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自超过25个国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有地域和文化代表性。我们拥有《濒危物种公约》历史上首位来自全球南方的女性秘书长。这些变化表明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在不断演变：面向全球、包容多元，兼具共情力和深度协作。秘书处依然根基牢固，具备经过验证的专业知识、深厚的技术知识和始终如一的奉献精神，而这些品质始终获得各缔约方的认可。

几十年来，《濒危物种公约》开发并利用了一系列工具，帮助我们应对日益复杂的环境，让我们不仅保持步伐，更能引领潮流。

该公约正在将数十年的数据转化为情报信息。《濒危物种公约》保存着最完善的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数据集之一，这些数据集是由缔约方过去40多年来提交的报告构成的。《濒危物种公约》贸易数据库已记录超过2 500万笔贸易交易。《濒危物种公约》“野生动植物贸易可视化平台”和“物种+”等工具支持着有关风险、趋势和可持续性的实时决策。通过大象非法猎杀监测项目，我们为《濒危物种公约》缔约方提供了长期的实地数据和分析，帮助他们做出有关大象保护和管理的决策。《濒危物种公约》电子许可系统（或称eCITES系统）正在促进数字许可并将其与国家单一窗口系统整合，从而提高透明度、可追溯性和实时效率。

科学仍然是该公约的基石。最近，众多缔约方、观察员和独立专家制定了综合性的无害判定指南，以确保动植物贸易的可持续性。对缔约方来说，对从公海引进的监管（即在国家管辖权范围以外区域捕获《濒危物种公约》所列物种的登陆管理）是一项独特的挑战，因此《濒危物种公约》也正在考虑在这方面提供指导。

《濒危物种公约》正以更智能的方式支持合规。秘书处正通过开展合规行动计划、实施案例跟踪、部署有针对性的技术特派团和直接开展能力建设等有针对性的方法，协助缔约方加强法律和监管框架，而不是采用一刀切的模式。这些建议都是精心制订的，旨在为缔约方提供最佳建议，以便更有效地实施和遵守该公约的规定。

规范野生动植物贸易和利用，对人类与地球都有利，并能促进繁荣，但野生生物犯罪却严重破坏了这一过程。《濒危物种公约》在打击野生生物犯罪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联盟，护林员、海关和警察官员、检察官以及刑事司法系统的其他参与者获得了直接支持。取证工具的使用正日益普及，尤其关注解决非法资金流动、腐败风险、与互联网相关的野生生物犯罪等问题。

近年来，跨部门对话不断深化。无论是渔业和木材部门、宠物和观赏植物贸易，还是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濒危物种公约》仍然是协调保护和贸易的可靠平台。我们为各方创造一个安全且中立的平台，找到共同点并进行坦诚、非两极化和建设性的对话，正在进行的非洲象和可持续融资讨论、美洲虎分布国在美洲虎保护方面的努力以及在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保护的多边协作便是实例。这些讨论有助于建立信任和共识，使各缔约方能够共同应对复杂的挑战并找到解决方案。在回望过去的同时，我们也目光坚定地展望未来：2025年11月将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第二十届缔约方会议。本次缔约方会议不仅是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与贸易十字路口举行的一次历史性聚会，也是《濒危物种公约》发展历程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半世纪节点”。撒马尔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让我们得以重申共同的承诺，解决有关《濒危物种公约》范围和可持续性的难题，并重新梳理未来的优先事项与协作方式。在我们筹备这次重要会议之际，我们铭记着50年来的经验教训、近期取得的进展势头，并肩负着为未来几十年制订清晰、统一路线的责任。撒马尔罕不仅仅是一个目的地，而通往撒马尔罕的道路更是一次行动呼吁。

《濒危物种公约》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协议，也不是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协议。这是对投资大自然的一个鲜活的承诺，一个对未来、对彼此以及对与我们共享这个星球的数百万物种的承诺。

感谢所有《濒危物种公约》缔约方、《濒危物种公约》管理当局和科研当局、我们的捐助者、合作伙伴、观察员、土著人民、地方社区、执法机构和全世界的青年，感谢你们参与这一旅程，感谢你们的宝贵贡献和不懈努力，使《濒危物种公约》更加强大、更有智慧、更加包容。

让未来的50年展现更加坚定的团结、更高的专注度、更大胆的行动。让我们继续前进，吸取历史教训，共同努力弥补短板，巩固成果，加强未来的保护工作。我们必须继续树立远大目标，建设一个野生动植物得以在自然栖息地繁衍生息的世界，一个贸易促进而非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世界，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