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毁灭，只是遭受挫折

1933年逃离法西斯主义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写道，他是“一个忠诚的德国人，深爱着德国的文化传统和语言”，所以，流亡国外时感到极度的不安。

我先问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梦里，你说哪种语言？如果你会说多种语言，在无意识的睡眠状态下，哪一种才是你的大脑默认语言？做梦时，我们在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而在这个理想的环境中，你所说的语言与你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在肯尼亚生活多年之后发现，尽管我和当地人说斯瓦希里语，而且也在学英语，但在睡梦中，我说的却是我的母语卢旺达语。我还记得，每当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闯祸时，妈妈都会像收音机换台一样，自动切换语言，用母语斥责我们。语言习得研究表明，人们用母语思考时，他们的思维最缜密，思考最深入。当人们回归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时，身份认同感会增强，并提高思考的层次。我相信，这也会强化生活的目标。

如今，全世界有6530万流离失所者。他们身处的环境可能都不是自己愿意选择的，尤其是如果他们来到语言不同的国度，他们背井离乡的感觉会更强烈。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搁置母语，开始学习另一种语言。在字典里查“不安”这个词时，你会看到很多同义词，例如“惊恐”、“担心”、“压力”、“害怕”和“恐惧”。谷歌将“不安”定义为“担心或害怕不好的或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世界上的流离失所者必然对他们的现在和未来感到不安。

当托马斯•曼意识到回不了家时，他知道他必须面对变化。他知道自己必须适应另一种环境、另一种文化和另一种语言。抛弃他所熟悉的一切让他感到恐惧。他很难想象自己会怎么样远离自己的文化、背弃自己的语言。

难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的。这个被遗忘的群体必须忍受的变化程度令人震惊。坚强不是一种自愿的选择。他们不能适应现有的处境，因为这趟旅程本不在他们的计划之中。他们对文化冲击没有心理准备。有些人甚至不懂得打招呼或者问路的基本用语，因此会感觉好像被扔进了泥潭里面，很孤独，满身伤痕，想呼喊却发不出声音。他们想逃避都不行，因为现实太过残酷。

一旦背井离乡，远离了熟悉的一切，变得一无所有，难民们就很难再找到与祖国的联系。语言和文化是他们的寄托，他们会思念远方的亲人和祖先。当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难民们只能做到内心忠于自我。物质损失还不够吗？他们还要丧失自我和自己的身份吗？没人应当这样。文化传承是每个社区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一旦我们学会欣赏身边丰富多样的不同文化时，我们就能够欣赏和理解这些人，我们将变得更有人性，更能够认识到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过，“政治是短暂的；方程却是永恒的。”为了人类自身，我们应该呵护政治受害者的精神。他们可能是潜在的世界领袖，他们可能写出永恒的方程式，人们将为此记住他们，他们的无国籍状态不应成为他们的身份标识。我今天可能是一个难民，但总有一天，如果人们大声叫出我的名字，那是因为我带来了改变，或是因为我不断奋斗而取得进步。我的文化没有毁掉我，而是成就了我。

注释

1 托马斯•曼，“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信”，1933-05-15，《1889–1936年托马斯•曼书信集》，艾丽卡•曼编辑。（法兰克福：S•菲舍尔出版社，1961），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