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比奴隶制遗留问题和通往正义之旅

绑架、奴役非洲人并进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近代最恶劣的危害人类罪，这一观点现已普遍被人们理解并接受。奴隶贸易者通过大规模的奴隶贸易牟取暴利，针对目标种族非洲人的残暴行径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心理、精神和身体创伤，随后又大力掩盖奴隶制的非人道和犯罪本质，践踏了道德价值观，影响深远。

奴隶贩卖和奴隶制是个庞大的经济体系，所涉及的人口统计数据现已广为人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近三十年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及包括联合国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宣传方案在内的近期倡议大力推动的科学和历史研究。约有1200至2000万非洲人被贩卖为奴，这些非洲人经过6到10周的大西洋航行后才能到达西半球。这个航行旅程被称作“中间通道”，期间大约有20%的“人类货物”不幸死亡。疾病和死亡通常是这场人类悲剧的终章。

加勒比地区是这场由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引发的危害人类罪的核心地区。大约40%的被奴役非洲人被运往加勒比群岛。在17世纪，加勒比群岛超过葡属巴西，成为被奴役劳工的主要市场。该地区的甘蔗种植园主要由联合王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丹麦的殖民者拥有和经营，快速吞噬着黑人奴隶的生命。

最为关键的是，加勒比地区实行了《奴隶法案》，这是传统奴隶制在司法领域最极端的体现。该法案最先由英国殖民者在巴巴多斯实行。1661年通过的这项综合性法案，将非洲人定义为“异教徒”和“野蛮人”，认为他们不适合与基督徒受同样的法律管辖。立法者还将非洲人定义为非人类，是由购买者及其继承人永远拥有的动产。《奴隶法案》在加勒比地区流传开来，最终成为了当时应用于英属北美殖民地（如今的美国）奴隶制的示范法案。

加勒比地区的巴巴多斯成了第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大规模殖民地，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地位相当。由此，黑人奴役成为北半球社会和经济治理的主要制度。这是生产和商业创造财富的基础。在大多数社会，奴隶制投资者都成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精英。资本主义和黑人奴隶制密不可分。从各个方面来说，大西洋地区的经济实质上是通过奴役非洲人得以维持的。

在这些社会中，基于奴隶制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遗留问题随处可见，在加勒比地区尤其明显。自20世纪中叶的民族主义改革以来，殖民主义虽然持续在消退，但仍然是加勒比地区的一个重要政治特征。加勒比地区约15%的人口仍然处于欧洲的殖民统治之下，而美国与波多黎各之间也通常被理解为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

在大多数加勒比国家，人口中大多数是非洲人的后裔。300多年奴隶制的许多遗留问题，仍在强烈地侵扰着流行文化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例如，基于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在该地区仍然非常严重。体制性的种族主义仍然存在，这是白人在经济中持续处于主导地位的关键原因。政治民主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公平文化，但要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仍需大量努力。

五十年前，即1972年，西印度群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乔治•贝克福德 (George Beckford) 发表了题为《持续贫困》的开创性专著，从殖民经济和社会的体制机制方面解释了加勒比地区大多数黑人的贫困问题。贝克福德的论文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仍然是关于民主合法性的对话的核心。

此外，令人担忧的是，加勒比地区还有许多经济不发达的标准性标志，例如文盲率高、地方性饥饿、系统性虐待儿童、公共卫生设施不足、通信基础设施落后、贫民窟普遍存在、各级教育系统的入学率和学生成绩长期偏低。加勒比地区高等教育的青年入学率是北半球最低的，这表明殖民主义对大众教育的抵触仍持续存在，近期的公共政策仍然存在殖民主义。极端的社会和种族不平等是加勒比地区奴隶制的产物，并继续困扰和阻碍区域性和全球机构为促进该地区发展所做的努力。

奴隶制被正式废除后，殖民主义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黑人群体遭受经济压制，需要由新兴政治阶层清理遗留的殖民主义混乱局面。黑人奴隶制是现代形式的种族掠夺，这种经济剥削的显著后果体现为结构性落后。加勒比地区有些人遭受到现代社会最高程度的经济和社会剥削。

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暴发并造成破坏之前，加勒比地区就已处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蔓延的水深火热之中。成年人（主要是非洲人后裔）中的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发病率激增。这种大流行病是放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视角下讨论的，在这种文化中，黑人通常被认为对高糖和高盐食物上瘾。

我们常常会发现，加勒比地区60岁以上的黑人中60%患有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历史上，牙买加和巴巴多斯是发展种植园制糖业和奴隶制的两大传统巨头，而现在，对这些疾病的管理失效导致了医疗并发症，患者往往需要截肢，两地正努力避免此种情况发生。

对奴隶制和种族殖民主义压迫的反抗，使加勒比地区成为发展自由政治和民主愿望的主要地点。奴隶船上的起义已经演变为种植园和城镇里的反抗。民众和基层活动已经产生了反种族主义和种族统治的势头。加勒比地区是海地革命的发源地，这场革命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黑人自由国家和宪政民主国家。

因此，“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同样植根于加勒比地区的政治文化，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文化曾助力培育美国本土的反抗热潮。这两场运动共同奠定了21世纪全球民主性政治改革的基础。

这两场运动的影响深远，具有强大的种族正义意义（两者是人道发挥最佳最大潜力的关键要素），后殖民、后现代世界将截然不同。从所有社会中消除等级制族裔种族主义的有害传播，并让他们对族裔和文化多样性以及不同生活方式一视同仁，21世纪将比以往任何现代时期都更好。

出于这一点以及相关原因，加勒比地区已成为全球补偿性正义运动的中心。本地区针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罪行的补偿运动已成为典范，全球南方可以借鉴该运动，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寻求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发展。此外，该运动还为气候和公共卫生正义等方面的公平新形式树立了典范。如今，提供过去犯错的证据，有助于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包括机会公平和参与平等。

因此，加勒比地区的贡献将帮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让无需恐惧暴力、族裔攻击和种族歧视真正成为一项人权。当前的奴隶制形式和极端社会压迫形式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并受到了与传统形式类似的公共政策反对。在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正义之旅后，加勒比地区完全有能力对世界履行这一外交义务。

加勒比地区可以而且必须成为新兴全球领导力的孵化地，我们的领导人应发扬文化多元性、促进多族裔繁荣，并乐意将所有人的平等人权和公民权利归化为常识和共同生活的问题。简而言之，加勒比地区作为危害人类罪中心拉开了本地区现代史的序幕，但如今已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已重塑为向世界传递促进正义和人人自由的新意识的中心。

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师生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