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阐述“消除贫穷作为预防冲突的手段”这一主题。但是，关于消除贫穷能否预防冲突，我们要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及其与现代生活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单纯将减贫作为预防冲突的手段，恐怕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对战后斯里兰卡的实证研究表明，贫穷和冲突的共生关系并不简单。毕竟，贫穷只是导致冲突的众多因素之一。另一方面，贫穷本身也是个多维度现象。同样，冲突也会通过很多方式使贫穷加剧，包括阻碍增长、破坏投资和阻断服务供给。由亲身经历讲述的战争时期人民历经物质匮乏之苦的故事数不胜数。本文将超越这样的二元视角，着重强调即使在武装战争结束后，冲突和贫穷仍然是相互关联的，而且结构性的不平等也对预防冲突和减贫构成了障碍。我们认为，预防冲突必须有跨部门观和全局观，要着眼于消除结构性的不平等。
经济发展的力量是令人难以抗拒的。在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关闭了几年的A9号高速公路1重新通车。政府高级官员S•斯瓦纳森 (S. Sivananthan) 称：“天堂的门终于向贾夫纳的人民开启了。”（柏勒觅雅然，2009）斯瓦纳森的意思是，斯里兰卡北部和国内其他地方的连通，将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运输，促进商业发展，并带来其他许多经济机会。在那个前景似乎无限美好的时期，企业家、援助机构、公司和政府机构都蜂拥而去“重建美好家园”，为三十年内战后的人民生计和经济恢复提供了亟需的刺激，促使社区开始重建并复原经济。当时，斯里兰卡政府将经济发展和减贫等同起来，大力鼓吹经济发展能化解所有困难。
经济发展之所以备受重视，尤其是在战后形势下，与一个普遍认同的观念有关：经济稳定和繁荣的社区陷入冲突的可能性更低（美国国际开发署，2006；加尔斯特，2015）。在人们的眼中，“重建美好家园”是一种预防手段，而学术研究也认为，源于长期贫穷和相关不平等的脆弱性使社区在面对暴力时会暴露出深层次的结构性脆弱，这种脆弱性会持续存在，在经历持续循环冲突的社区尤其如此（钱德勒和西斯克，2013）。《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与发展》和联合王国国际开发部的政策文件《经济发展战略：繁荣、贫穷与应对全球挑战》同样认为，冲突结束后的发展迟滞和落后，容易让国家重新陷入暴力（2017）。
在斯里兰卡，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私人投资，在纸面上都取得了成效。“从2003年至2012年，斯里兰卡经济增长强劲，年均增长率高达6.4%”（佩里斯，2014）。从2009年至2013年，斯里兰卡取得了6.7%的年均增长率，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贫穷率从2002年的22.7%降到了2012年的6.7%。世界银行的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声称，斯里兰卡是经济发展的典范（2016），斯里兰卡似乎已走上长期持续经济增长的康庄大道。
然而，斯里兰卡想要进一步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确保预期增长是具有包容性的，尤其是对于之前受到武装冲突直接影响的人口，由于武装冲突，这些人口所能获得的基本服务有限且不平等。此外，对生计的某些挑战限制了特定部门或群体的发展。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冲突依然存在，虽然不一定是暴力冲突。由于学校投资不足、医院负担过重，对基本服务的争夺就成为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内战留下的很多社会创伤还没有愈合，当下的和解进程也未能妥善解决之前就已存在且可能恶化社区冲突的种姓和阶级问题。在战后的几年里，高度的军事化也加剧了很多社会不公。
有证据表明，斯里兰卡北部、东部和南部内部争斗的主要原因是不平等和排斥。斯里兰卡国家人口普查和统计部的2012-2013年度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结果表明，北部省和东部省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由于导致冲突的原因没有得到解决，政治持续不稳定，这些地区的经济驱动力主要来自政府投资，而非私人和外国直接投资。因此，就业岗位仍然主要在于建筑和服务业，而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极少。在农业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继续留在农业部门的人口存在高度贫困。
实践案例表明，战后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不只是说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有，更在于富人积累财富的速度越来越快。”（纳纳亚克拉，2016）贫困分析中心在斯里兰卡北部省的一个村庄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正是内战前后的结构性致贫因素，使该村庄的经济状况持续低迷（贾亚塞克拉，纳贾卜，2016）。弱势群体可获得或可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这影响了他们改变自身处境的能力。贫困分析中心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虽然境内流离失所者能够在战后重返家园，但他们会在建造住房和重建生活的过程中背负债务。这些债务和建设费用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负债的真正原因在于可获得的生计机会有限，日常基本家庭开支难以得到满足（罗姆申，古纳塞克拉，穆纳斯，2014）。
虽然北部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投资，但因谋生机会有限，该省的贫困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国家投资能否达到帮助人口摆脱贫困的目的，取决于投资的类型。贫困分析中心的报告指出，在被研究的家庭中，有86%因为缺乏财务素养或财务管理不善而负债（同上）。与此同时，该地区存在大量没有一技之长、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年轻人口，他们缺乏改善收入前景的手段（同上）。可以说，通过投资教育来改善年轻群体的未来，将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并带来长期的影响（倍增效应），一般而言，教育是个人发展的垫脚石。可以说，战争期间对教育和医疗等服务的投资不足，剥夺了一代人摆脱贫困的能力。2015年，贫困分析中心的一项研究认定，技术人员和社区动员者为住房受益人提供财务咨询和施工建议，介入并帮助最脆弱的家庭，为他们提供更加定制化的住房支持，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古纳塞克拉，纳贾卜，穆纳斯，2015）。
向不平等也阻碍着具体的发展，尤其影响到基本服务的获得。贫困分析中心近期针对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种姓阶层划分的一项研究有力地证明，如果深深根植于政治文化中的边缘化、歧视与排斥不能得到正面解决，那么，重建工作甚至有可能固化权力阶层区分，造成边缘群体难以发声（拉尔，2016）。学校体制尤其如此。很多孩子因迫于种姓欺凌而不得不从好学校退学。另外，该研究还指出，提供社区服务的人员会逐渐强化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意识，疏远那些在他们眼中属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同上）。因此，虽然作为发展标志的基本服务和学校可能存在，但是，既然服务对象低人一等，那么，这种服务的质量又从何谈起？这种态度造成获得服务的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能够且确实威胁着一个群体摆脱贫困的能力。
建立预防文化，就必须考虑到在“重建美好家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鼓励创业是众多发展计划中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在2016年度预算中，斯里兰卡政府为小中型企业拨款5亿卢比。如今，大学纷纷开设培养必要技术技能的课程，国家企业发展部、信息和通信技术局以及斯里兰卡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也启动了一系列扶持创业者的项目。2017年3月，民族团结与和解办公室也启动了一个农村创业发展项目。但是，有几项研究指出，目标社区既没有做好创业的准备，也没有创业的意愿（马丽特，佩恩，2017）。在生计方面，他们或是有其他的愿望，或是战争的创伤仍未痊愈。况且，即使人们愿意抓住机会提高生产能力，但由于能力有限，这个愿望也未必能够实现（范•科伊等，年份不详）。此外，市场空间可能已被其他创业者占据。
这些事例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通往天堂的道路可能已经造就，但路上仍然坑坑洼洼。我们不仅需要重建美好的家园，而且还要对不平等问题进行积极、深入的思考。本文所选的事例彰显了多种不平等问题，涉及资源的获得、社会认知、教育以及发声等等。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着力减少不平等现象，可能是建设冲突预防文化更有效的方法。
非常感谢卡琳•费尔南多和加亚特里•洛库治的录入和编辑。
注释
1 该道路穿过中央省，将位于西部省的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与北部省相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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