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校园性暴力

雷切尔·恩杰里（Rachel Njeri）是乌干达马克雷雷大学的一名学生，她在痛苦诉说着2018年4月发生的一场性侵：“我试着反抗，但他比我壮。他抓住我，一把扔向角落里的文件柜上。”

她说，袭击者是一名大学管理人员。他现已被停职，并被指控对学生实施性骚扰。

恩杰里女士说，她是去该管理人员办公室拿成绩单的，但被他扑倒。被侵犯时，她用手机拍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随后在网络上被频繁转发。

6月，尼日利亚奥巴费米·亚沃洛沃大学解聘一名终身教授。据称，这名教授要求女学生莫妮卡·奥萨吉（Monica Osagie）与其发生性关系，才能通过考试。

奥萨吉公开了一段秘密录制的她与教授的对话。音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引起了CNN和BBC等国际新闻机构的关注。

他要求学生与其发生性关系，为此他会让她测验及格，奥萨吉回答说：“教授，让我不及格吧。我做不到。”

性虐待问题愈演愈烈

在非洲，由于社交媒体和新的录制手段兴起，教师对女童实施性虐待的报道越来越多。

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报告称，年轻女性一般是在学校受到性骚扰。联合国妇女署报告，内罗毕学校中有高达20％的女生受到过性骚扰。

2018年1月，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发布了一份关于该国高等教育机构性暴力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40％的男性和50％的女性在校园内感受到性威胁。

根据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南非一所大学的性暴力经历：关于强奸传说的普遍性和接受度导致的后果》，Gillian Finchilescu和Dugard Jackie撰，、南非金山大学大多数性侵犯案件都没有被曝光，严重影响了预防工作。

2017年从美国席卷全球、旨在提高对性骚扰和性虐待认识的“#MeToo”运动也鼓励了一些非洲妇女发声。蒙娜·沙瑟里奥（Mona Chasserio）在塞内加尔开设了一个女性强奸受害者的庇护所，她在去年10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女人们逐渐开始发声，为数不多，但这仅仅是个开端。”

恩杰里女士感叹道：“大多数女孩都不会公开这样的事，因为没有人相信，”。但敢于反抗的奥萨吉对CNN说：“我能站出来表明态度，我很高兴……我认为说出来会鼓励更多女性发声，改变现在的局面。”

2016年4月，由于校园强奸案件数量高企，南非罗德斯大学的女性学生组织了抗议。为了改变受害者常常被责备的现象，学生们公布了11名男性学生的姓名，这些男性学生涉嫌性侵，但没有被调查。校方否认对该问题缺乏重视。

关于为什么许多女性不愿公开性侵经历，奥萨吉说她们害怕受到别人的侮辱。她说在公开自己的遭遇之后，“我在银行时，有一个人上前跟我说，'这不是那个骚扰讲师的女生吗？'他还说我是妓女。”

有一些国家、大学和学生已尝试采取各种措施来控制不良行为。

今年4月，代表全国女青年选区（National Female Youth Constituency）的乌干达议员安娜·阿德克领导成立了一个议会特别委员会，以调查乌干达高等教育机构中存在的性骚扰问题。

2016年，有议员在乌干达议会提出一份性犯罪法案”，但性虐待事件仍然发生。2017年，一所知名大学的校长致使其多名学生怀孕。

乌干达全国教师联合会前任秘书长杰姆斯·特维约（James Tweheyo）表示：“这个问题违背道，违背职业规范，甚至从宗教角度来说也是错误的。现在的问题是教书育人者成为了引领学生步入歧途的人。”

2016年，尼日利亚参议院颁布了《高等教育机构禁止性骚扰法案》，犯罪者可能面临最长五年的监禁。奥巴费米·亚沃洛沃大学的事件曝光后，参议院通过一项动议调查全国大学的性暴力问题。

贝宁出台了一项法律，规定学校、办公室和家庭中的性骚扰行为非法。

民间社会在对抗性骚扰一直不遗余力。多年来，非洲公民活动家在反对一切形式性暴力的活动中的声音愈加响亮。阿拉伯之春的起义中，埃及的玛丽亚姆·基洛洛斯（Mariam Kirollos）成为了知名人物，当时她带领人群高呼：“骚扰对你没有好处；女人的声音不是对神灵的亵渎，是一场革命。”

点名指责

基洛洛斯女士联合组建了“反性骚扰和侵犯行动”团体。在该团体和其他团体的推动下，埃及在2014年通过了一部法律，其中将性骚扰定为犯罪。基洛洛斯女士表示，在此之前，性骚扰“与强奸经常被混为一谈”。

她补充说：“人们对性骚扰概念和语汇的模糊，导致在多种层次上的否认，从而使一种侵犯行为正常化，十分猖獗，特别是在没有一部法律给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

2011年，埃及发生起义，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在当时的政治示威活动中，有大量暴徒袭击女性。此后，性侵案件报告数量激增。

2013年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显示，99.3％的埃及女性遭受过性暴力。包括人权活动家和律师拉吉亚·奥姆兰（Ragia Omran）在内的权利活动人士呼吁政府采取更多措施制止性虐待。

各国正在纷纷通过关于禁止性暴力的法律，这是正确的对策，但如果受害者能够感觉有关部门值得信任，案件报告数量可能就会增加。肯尼亚著名妇女权利倡导者玛丽·万迪亚（Mary Wandia）说，通过新法律是不够的。她还补充说：“警察通常对家庭暴力不够重视……除非妇女能够提供遭受暴力的物证，警察和执法部门往往不会相信和提供帮助。”换言之，已通过的法律必须得到充分执行。

奥萨吉女士的律师比奥拉·阿基约德（Biola Akiyode）说：“这次胜利[涉事教授被解聘]应该会鼓励大学生和中学生公开发声。莫妮卡[·奥萨吉]的行为非常勇敢，我希望老师们能够明白他们的行为会产生后果。”

乌干达议会议长丽贝卡·卡达加（Rebecca Kadaga）计划在开会时点名批评沉迷对学生实施性虐待的教师。

笔者希望，借助社交媒体上提高认识活动兴起的公民运动能够促成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加强执法力度，杜绝非洲高等院校中的性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