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93个国家通过了雄心勃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年议程），但议程中并没有提及“善良”，即给予而不要求回报的行为。这个遗漏可能令人吃惊，不过该议程仍然是一项壮举，因为它不仅团结了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或“最不发达”国家，而是将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年议程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祸福相依，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随着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入实施阶段，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地球上所有生物相互紧密依存，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行为，可以影响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其他人。气候变化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一个国家的行为可能会引发干旱和洪水等极端气候事件，从而阻碍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
各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以及所有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和强度，经常会造成道德和行为上的困境。我们都知道地球的资源有限。根据全球足迹网络的统计资料，按照目前的消耗水平，我们需要相当于1.7个地球的资源，到2030年则将需要2个地球。鉴于如此惊人的消耗速度，在同一国家的人民之间和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重新分配资源，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这让我想起了善良的重要性。善良拥有神经生物学特性，可以提升接受者和给予者的幸福感，改善他们的福祉。
履行道德责任的关键在于给予，但克制过度享乐的行为也可被视为一种善举。
如果我们延续目前的思维方式，坚持认为只有扩大生产才能缩小不平等差距，那么，我们注定要失败。相反，我们必须开始学会分享，认识到金钱财富本身并不是幸福的关键。有充分的研究表明，“极乐点”确实存在，但过了这个点，每增加一美元的物质财富，幸福的边际增长就会减少。不过，这并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念，而是康德所说的“道德责任”。每个人都负有这种道德责任。履行道德责任的关键在于给予，但克制过度享乐的行为也可被视为一种善举。
正如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约瑟夫•施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等许多人主张，我们必须认识到，货币财富确实对福祉的多维理解至关重要。正因为福祉是多维的，而个人在福祉的各个维度上有不同程度的偏好，我们才每天都要进行权衡取舍。
这样的权衡取舍比利用当前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理性模型进行决策还更为复杂。另一方面，丹•艾瑞里 (Dan Ariely) 的《怪诞行为学》(2008) 和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的《思考，快与慢》(2011) 又指出，人们的决策非常不理性。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是，尽管我们认为情感是不理性的，但最近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情感在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无论我们称其为非理性或感性，它都将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恩典。但是，只有在情感训练有素的情况下，这才可能实现。
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天生就赋有同情心。但是，这种自然特性已被我们今天所处的外部环境所压制。快节奏的生活、日益增加的就业不安全感、必须始终精益求精的压力，以及最近因气候变化产生的极端事件频率上升等等，都削弱了我们感知他人困境的敏感性。我们需要找回我们的善良本性。
对年轻人进行“社会情感学习”培训，有助于激发善行。在过去几年中，社会情感学习已经成为一种能力组合训练（杜尔拉克等，2011），有了这些能力，个体就可以识别和调节情绪，确立积极的目标，能够同情他人，采取建设性的行动以及促进人类繁荣。有一个名为EMC2（辛格和杜赖亚帕，2019）的框架，旨在通过训练养成四种能力，即共情能力 (E)、正念能力 (M)、同情能力 (C) 和批判性探究能力 (C) ，培养善良和亲社会行为。
共情能力是识别情感并响应他人情感（例如幸福、兴奋、悲伤或恐惧）的能力。共情能力存在于人脑的“镜像神经元网络”中（贝尔德等，2011），并构成社会结构的基础。
正念是指自我管理，以及因关注当下经验而建立自觉意识。（乔•卡巴金，2013）。正念旨在促进人们认识：1）注意力的集中点；2）情绪和感受的身体反应；3）思想、信念、价值观和情绪对注意力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
和善良一样，同情能力指采取积极行动减轻他人痛苦的能力，意味着要出于改善他人福祉的需要和愿望而采取行动。同情能力是促进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基础。
批判性探究能力是一种持续性能力，指通过观察、经验、思考、推理和判断，质疑和评估决策、行动和行为的能力。
呼吁全球青年做出善举、表彰善举，是对媒体平台每天发布负面新闻和信息的有力反击。
每项社会情感学习能力都必须经过实践和亲身经历，才能真正掌握。这种学习体验的好处在于可以培养出更善良的人。研究表明，给予会产生令人舒适的神经递质血清素，从而提高幸福感（卢克斯，1988）。持续的善举会推动幸福感的螺旋上升，扭转抑郁倾向，并抑制负性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的水平（埃施和斯特凡诺，2011)。
呼吁全球青年做出善举、表彰善举，是对媒体平台每天发布负面新闻和信息的有力反击。当前，人们常常通过增加个人消费和尽力为自己谋取金钱利益来追求幸福，在一定意义上，善举是抵消这种趋势的一种方式。2030年议程未将“善良”这个词列入，但它可能是我们实现目标的唯一手段！
参考文献
艾梅•D•贝尔德 (Amee D. Baird)、英格丽德•E•谢弗 (Ingrid E. Scheffer) 和萨拉•J•威尔逊 (Sarah J. Wilson).同感能力中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参与：对证据的批判性阐释[DB/OL].社会神经科学，2011，6(4)：327-335.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7470919.2010.547085.
约瑟夫•A•杜尔拉克 (Joseph A. Durlak)、罗杰•P•韦斯伯格 (Roger P. Weissberg)、艾利森•B•迪姆尼茨基 (Allison B. Dymnicki)、丽贝卡•D•泰勒 (Rebecca D. Taylor) 和克里什顿•B•舍林格 (Kriston B. Schellinger).增强学生社会情感学习的影响：对基于学校的普遍干预的元分析[DB/OL].儿童发展，2011，82(1)：405-32.https://casel.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meta-analysis-child-develop....
托拜厄斯•埃施 (Tobias Esch) 和乔治•B•斯特凡诺 (George B Stefano).同情与爱之间的神经生物学联系[J].医学科学评议杂志：国际医学实验和临床研究杂志，2011，17 (3)：RA65-75.doi：10.12659/msm.881441.
乔•卡巴金 (Jon Kabat-Zinn).多舛的生命：正念疗愈帮你抚平压力、疼痛和创伤[M].纽约：矮脚鸡图书，2013.
艾伦•卢克斯 (Allan Luks).行善：助人快感[J].今日心理学，1988，22(10).
南迪尼•查特吉•辛格 (Nandini Chatterjee Singh) 和阿南塔•K•杜赖亚帕 (Anantha K. Duraiappah).EMC2——用于社会情感学习的全脑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圣雄甘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的立场文件，2019.
201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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