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气候活动家提出了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以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一些科学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是年轻一代不打算生育的原因之一。1,2这种现象可能反映出马尔萨斯有关人口增长与环境条件呈负相关的理论，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会扩大对食物、淡水、土地等资源的需求，因此会导致环境恶化。就气候变化而言，全球人口从1927年的20亿增长到目前的80亿，自然而然地伴随着能源需求的增长，而能源供应仍主要依赖化石燃料。因此，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碳排放量也会增加。
人口对环境的影响最早通过“IPAT”恒等式表示：影响 (I)=人口规模 (P)*人均财富 (A)*技术水平 (T)
“I”代表环境影响，通常指碳排放量；“A”代表富裕程度，通常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来说，我们会使用I、P、A等三项数据求解T值 (T=I/PA)。3根据IPAT公式可见人口规模并不是气候变化的唯一驱动因素，但该公式表明人口规模、人均财富和技术水平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并且作为环境影响的驱动因素，这几项要素具有同等的影响力。4然而，如果人口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幅度相吻合，我们就应该可以在图1（如下所示）中观察到人口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相似，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低收入国家的人口从1990年到2021年增长了近40%，而同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幅却不到5%。事实上，环境与发展研究员戴维•萨特思韦特 (David Satterthwaite) 指出，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不取决于“人类”，而是取决于“特定的人或群体所开展的特定活动”。5
从本质上来说，温室气体排放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产物，而消费的分布并不均衡，不仅国家之间有差异，各国内部的不同人群和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与生育率较低的高收入国家相比，非洲国家等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中的占比似乎要低得多（约4%）。收入位于世界后50%的约39亿人仅排放了全球11.5%的温室气体，而收入位于前10%的7.71亿人却排放了近50%的温室气体，这说明减缓人口增长可能并不会显著促进向低碳社会转型。6因此，有人建议重新考虑IPAT公式的变量，将变量P（人口规模）替换为C（消费者数量）。7这个调整建议反映了人们的关注点转向消费模式的影响，而非仅仅是人口规模。
尽管如此，中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预计会有所提高，同时其中许多国家的人口也将持续增长；因此，随着能源消耗增加，这些国家将贡献大量温室气体排放。例如，尼日利亚人口年增长率为2.4%，目前（2023年）人口已达2.27亿。研究表明，人口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几乎相当。8同样，非洲的能源相关排放预计将维持在高位。这不仅源于化石燃料能源需求及消费的增长，也源于财政资源不足、促进转向绿色能源的监管框架缺失引发的重重挑战。9
然而，不能因为收入增长会导致能源需求增长，进而造成排放加剧，影响气候变化，就要让人们深陷贫困。同样，重点限制高生育率国家的人口增长并不会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缓解气候变化，因为大部分温室气体排放来自高收入、低生育率国家。事实上，有人发出了呼吁，在向低碳、可持续性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正义问题。10虽然能源和消费方面存在多种正义原则，包括平等主义、充足主义或限制主义等分配正义模式。平等主义原则旨在确保人人可以获得等量的资源，减少个体间差距。然而，为了减少人类对全球气候系统的影响，是否全世界的每个人都应享有与高度工业化国家居民同等水平的商品和服务，是值得商榷的事情。毋庸置疑，这样的模式必然不可持续。
最近引入了“充足主义原则”这一全新的哲学概念，该原则强调确保提供最低限度的商品和服务，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即体面的生活水平 (DLS) 所定义的需求。11体面的生活水平框架与公正过渡息息相关。“体面的生活水平”是指“维持人们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12即人们能够体面地生活所需的最低要求。该框架可以分为身体健康、社会适应两个层面。身体健康层面包括适当住房、营养、卫生、供暖、医疗等基本要素；社会适应则涵盖借助交通和通信技术实现面对面或线上社交，以及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保障体面的生活水平需要能源支持，这些能源不仅会用于运营服务，也会用于构建和维护必要的基础设施。如果全世界人口都过上体面的生活，会影响气候变化减缓吗？为了在2040年后维持全球人口的体面生活水平，在人口不断增长且技术效率并未显著提高的情况下，最低年度能源需求将达到156 EJ yr-1（“EJ”是艾焦耳的缩写，是用于测量能量的单位）。13“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中间道路情景（情景2）反映了当前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趋势。在此情景下，预计全球能源总需求将显著攀升，约为体面生活水平最低年度能源需求的四倍。亚尔莫•基克斯特拉 (Jarmo Kikstra) 及其同事的研究也表明，人人享有体面生活与气候变化减缓并不矛盾，最低年度能源需求仍远低于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的全球能源总需求，而且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带来的能效提升可能会使最低能源需求下降。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情景2下，最低能源需求实际要高许多，因为大多数国家过度消费能源，已经超过基于体面生活水平估设的最低年度能源需求量。这就要求采取限制主义的原则，减少能源消费。限制主义强调要给贵重商品设置消费上限，制定政策确保任何人的消费不超过限制门槛。14因此，在实现向净零排放的公正过渡方面，解决消费不平等问题比控制人口增长更有意义。
然而，在气候行动中，解决人口增长问题仍然至关重要。更庞大的人口意味着更多人将会遭受气候灾害。15人口增长还会使人均收入增长率降低，导致贫困加剧，16进而人口的脆弱性增加、适应能力降低。因此，在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人口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我们要全面看待人口增长与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之间的协同作用。卡米尔•贝尔曼 (Camille Belmin) 及其同事的研究17也佐证了此观点。她们经实证研究发现，使用现代能源增强女性权能、改善女性健康状况以及优化女性时间分配会降低生育率。同时，这呈现了实现体面生活的反馈回路，即秉承着减缓气候变化的理念使用现代能源，会促使生育率下降和人口数量减少，最终降低人口脆弱性。“对于气候变化，人类既是问题的根源，又是解决方案”，18所以是时候将人口观点明确纳入气候变化行动之中了。
作者感谢欧洲研究理事会巩固基金提供支持（POPCLIMA项目，赠款协议编号101002973），以及伊察•阿卡里•奥尔京•苏尼加 (Itza Akari Olguín Zúñiga) 绘制本文中的图1。
注释
1 史蒂文•阿诺基 (Steven Arnocky)，丹尼尔•迪普伊 (Daniel Dupuis) 和米雷拉•L•斯多恩克 (Mirella L. Stroink)，“加拿大高校学生的环境关注和生育意愿”，《人口与环境》，第34卷，第2号（2011年12月），第279-292页.https://doi.org/10.1007/s11111-011-0164-y.
2 希瑟•M•拉金 (Heather M. Rackin)，艾莉森•格米尔 (Alison Gemmill) 和卡罗琳•斯特恩•哈特尼特 (Caroline Stern Hartnett)，“2005-2019年美国青少年的环境态度和生育意愿”，《婚姻与家庭杂志》，第85卷，第2号（2022年10月），第631-644页.https://doi.org/10.1111/jomf.12885.
3 托马斯•迪茨 (Thomas Dietz) 和尤金•A•罗莎 (Eugene A. Rosa)，“人口和富裕程度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美国国家科学院刊》，第94卷，第1号（1997年1月），第175-179页.https://www.pnas.org/doi/full/10.1073/pnas.94.1.175.
4 托马斯•迪茨 (Thomas Dietz)，“二十一世纪人类对环境压力的驱动因素”，《环境与资源年刊》，，第42卷，第1号（2017年10月），第189-213页.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nviron-110615-085440.
5 戴维•萨特思韦特 (David Satterthwaite)，“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环境与城市化》，第21卷，第2号，第545-567页.https://doi.org/10.1177/0956247809344361.
6 卢卡斯•钱斯尔 (Lucas Chancel)，“1990-2019年全球碳不平等”，《自然可持续发展》，第5卷，第11号（2022年9月），第931-938页.https://doi.org/10.1038/s41893-022-00955-z.
7 戴维•萨特思韦特 (David Satterthwaite)，“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环境与城市化》，第21卷，第2号（2009年9月），第545-567页.https://doi.org/10.1177/0956247809344361.
8 劳拉•谢勒 (Laura Scherer)，阿尔然•德•科宁 (Arjan de Koning) 和阿诺德•图克 (Arnold Tukker)，“缓解消费模式背景下金砖五国和薄荷四国对环境的上升影响”，《整体环境科学》，第665卷（2019年5月），第52-60页.https://doi.org/10.1016/j.scitotenv.2019.02.103.
9 易卜拉欣•A•塔朱德恩 (Ibrahim A. Tajudeen)，“研究能源效率和非经济因素在尼日利亚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中的作用：政策启示”，《能源政策》，第86卷（2015年11月），第338-350页.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5.07.014.
10 卡罗琳•齐姆 (Caroline Zimm) 等，“气候研究中的公正问题”，《自然气候变化》，第14卷，第1号（2024年1月），第22-30页.https://doi.org/10.1038/s41558-023-01869-0.
11 纳拉西姆哈•拉奥 (Narasimha D. Rao) 和闵智勋 (Jihoon Min)，“体面的生活水平：人类福祉的物质前提”，《社会指标研究》，第138卷，第1号（2017年5月），第225-244页.https://doi.org/10.1007/s11205-017-1650-0.
12 卡罗琳•齐姆 (Caroline Zimm) 等，“气候研究中的公正问题”，《自然气候变化》，第14卷，第1号（2024年1月），第22-30页.https://doi.org/10.1038/s41558-023-01869-0.
13 亚尔莫•S•奇克斯特拉 (Jarmo S. Kikstra) 等，“世界体面生活差距和能源需求对比”，《环境研究快报》，第16卷，第9号（2021年9月），095006.https://doi.org/10.1088/1748-9326/ac1c27.
14 英格丽德•罗比恩斯 (Ingrid Robeyns) ，“为什么选择限制主义”，《政治哲学杂志》，第30卷，第2号（2022年1月），第249-270页.https://doi.org/10.1111/jopp.12275.
15 詹娜•C•多德森 (Jenna C. Dodson) 等，“人口增长与气候变化：应对被忽视的威胁乘数”，《整体环境科学》，第748卷（2020年12月），141346.https://doi.org/10.1016/j.scitotenv.2020.141346.
16 丹尼斯•A•阿尔堡 (Dennis A. Ahlburg)，“人口增长与贫困”，《人口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福祉的影响》，丹尼斯•A•阿尔堡 (Dennis A. Ahlburg)，艾伦•C•凯利 (Allen C. Kelley) 和卡伦•奥本海姆•梅森 (Karen Oppenheim Mason) 编辑（柏林海德堡施普林格出版社，1996年），第219-258页.https://doi.org/10.1007/978-3-662-03239-8_7.
17 卡米尔•贝尔曼 (Camille Belmin) 等，“妇女对电和现代烹饪燃料的使用权如何推动生育变革”，《自然可持续发展》，第5卷（2021年12月），第245-253页.https://doi.org/10.1038/s41893-021-00830-3.
18 乔尔•伊弗雷姆•科恩 (Joel E. Cohen)，“人口与气候变化”，《美国哲学学会会刊》，第154卷，第2号（2010年6月），第158-182页.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1553595/.
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师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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