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0日，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委员会）举办了一场题为“影响《世界人权宣言》的女性们”的小组讨论会，重点探讨全球南方国家妇女对《宣言》所作的贡献。联合国全球传播部教育外联科负责人贾亚希里•怀亚特(Jayashri Wyatt)主持了此次讨论会。她向小组成员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打破妇女至今仍然面临的系统性障碍？”
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和研究生中心的教授马努•巴加万(Manu Bhagavan)表示：“要靠我们所有人，别无他法。我们是联合国。”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捍卫这些价值观和原则”，同时，“我们坚信，有些理想不仅重要，更是开创公正与和平的未来的关键，而我们也必须为这些理想奋斗”。
除了政府内部的行为体，政府外部的行为体、民间社会以及各种权利运动也能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和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为实现和平与人权而团结一致时，都会通过政治参与和公民行动推动当地社区的社会正义。这项任务显得尤为艰巨，有无数崇高的事业，件件都刻不容缓。
如何将人权呼吁转化为切实的行动？
系统性不公正源于交叉重叠的压迫结构。因此，交叉分析认为，此类结构造成的歧视以多种方式影响着人们。交叉分析有助于研究人员揭示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健全主义、儿童主义和异性恋正统主义之间如何相互强化。这些主义使少数群体更容易受到父权制、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不利影响。
然而，交叉性理论面临批判。一方面，该理论采用了本质主义的社会分类；另一方面，在批判偏见与歧视的过程中，交叉性理论将想要动摇的规范具体化了。因此，从认识问题到付诸行动，对于重要学者、女权学者以及致力于促进社会正义的实践者和决策者而言，同样构成严峻的挑战。1948年，大会通过了《宣言》，其中第2条列举了不歧视的情形，指出只有人们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均能享有尊严，我们才能实现普遍人权和持久和平。
而且，权力关系不是静态的，社会分类不应是本质主义的，少数群体也不是同质的。人类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处于动态协商之中，且有一部分群体（通常是儿童和青年）正遭受交叉隐形的困扰，他们处于边缘群体中最易被忽视的角落。
委员会小组讨论会由联合国学术影响力倡议、联合国全球传播部人权小组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共同举办，将公众目光对准一群来自前殖民地的妇女，这群妇女确保了在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拥有一份包容性的《宣言》，列出了“我联合国人民”应当努力实现的人权。作为小组成员，我赞同巴加万教授的看法和他做出的重要提醒，即我们都是联合国，也就是说，应对系统性不公正这个全球挑战时，我们需要采取交叉性团结的行动。
交叉性团结能带来什么？
历史上成功扩展了社会公正的边界的人权斗争，根基都在于交叉性团结。委员会是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成立的，在联合国成立初期，理事会扩大了《宣言》语言的包容性，这可以看作是交叉性团结的一个例子。1946年，妇女在会员国代表团中所占的比例较少。换言之，包容性在《宣言》诞生时，性别平等和认为人权应真正实现普遍性这样更有包容性的理解，并不是协商的重点。
参加《宣言》审议的妇女代表将她们遭受多种形式歧视的经历带到了联合国外交舞台。她们有些来自刚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她们来自不同的种姓、阶级和宗教背景，拥有不同的族裔、语言、国籍和社会地位。她们都意识到，除非她们建立一个完全由妇女组成的独立的委员会，否则妇女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公民权利领域所经历的斗争可能无法在《宣言》中得到表达。
通过设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因性别主义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妇女可以利用她们对歧视的具体理解，倡导变革所需要素，并强调人权是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的。她们提出，投票权不应仅赋予白人妇女或有财产的妇女，要真正实现普遍选举权，所有妇女都应该享有选举权，包括居住在非自治领土的妇女。她们还提出，受教育权与选择结婚时间的自由密切相关，废除童婚也是应有之义。
成功的人权斗争历来需要不同形式的交叉性团结。利比里亚的妇女们，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莱伊曼•古博韦(Leyma Gbowee)，曾跨越宗教界限，开展不同信仰间对话，旨在促进和平，并成功促使男性领导人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结束内战。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于2006年内战结束后当选利比里亚总统，成为非洲国家历史上首位民主选举的女性国家元首。
当妇女携手行动、致力于终结人类痛苦时，当被剥夺权利的青年勇敢发声、抗议制度性压迫时，变革似乎就不可避免。1960年代，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举行的“儿童十字军”抗议行动期间，由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领导的美国民权运动势头高涨，监狱人满为患，关押了大量参加抗议的儿童。金博士在《为什么我们不能等待》一书中回忆道：“在‘开始日’，即1963年5月2日，一共有1 000多名年轻人参与示威并被捕入狱。”
针对妇女和儿童、在族裔、宗教、语言、民族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以及土著人民和LGBTQ+群体的歧视，通常被称为“少数群体问题”。但是，从全球范围看，受性别认同、性别、性取向、阶层、社会地位、语言、宗教、种族、国籍、年龄等偏见和歧视影响的人口规模十分巨大，由此可见，这些形式的偏见实际上影响着全球大多数人。
联合国的多项核心人权公约对不同形式的歧视做出回应，包括旨在消除种族歧视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旨在消除对妇女歧视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旨在消除对残疾人歧视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以及旨在消除对儿童歧视的《儿童权利公约》。反歧视与反仇恨言论的人权保护法规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任何对所谓“少数群体”权利的剥夺，实际上也会削弱他人的自由。
交叉性团结不仅是为了他人而团结，也是为了我们所有人而团结。人权法的克减和反歧视国际标准（如上述联合国公约）限制了人权在民主体系中的适用范围。世界上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民主，民主进程的共同缺陷可能体现为针对妇女、儿童、不同族裔的少数群体、土著人民、LGBTQ+群体、移民等人群的人权侵犯行为。当某些群体的权利和自由受到质疑时，那些看似掌握特权的“多数人”的权利和自由也迟早要面临同样的威胁。交叉性团结即是努力争取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设想一下，如果你无法预知自己将会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你会希望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社会。交叉性团结意味着要像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一样，捍卫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本文认为，正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造成的不公正待遇的妇女之间的交叉性团结，使得今天的我们真正拥有一部《世界人权宣言》。我们应继承她们的精神遗产，团结一致，不计较彼此间的差异，并认识到我们都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面临环境紧急情况和战争影响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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