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遍基本收入的再思考：经济生产力、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角度

近期，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潜在不确定影响感到担忧，这再次引发了关于普遍基本收入政策的讨论。与过去一样，很多人都将普遍基本收入政策描述成旨在缓解技术性失业的消极影响的保障政策，而技术性失业的消极影响是不可避免、马上要发生的。然而，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普遍基本收入政策的主要目的。作为一项合理的保障政策，普遍基本收入政策与技术问题并无直接的关联。因为支持许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普遍基本收入政策有可能成为改变全球格局的关键因素。但是，要认识到这个政策的意义，就必须突破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为衡量经济进步主要指标的传统观念。

没有人质疑，也不应质疑经济生产力的目标。然而，如果我们只强调生产力，但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就会陷入困境。我们追求生产力绝不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本身；生产力始终都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那么，我们的社会目标是什么呢？或应该是什么呢？

长期以来，经济学一直将生产力增长等同于收入增长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然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观念具有局限性，且有可能会造成危害。我们的社会目标不应仅仅是物质上的舒适，而应是物质舒适所能带来的满足感。“生活质量”的指标包括自由、尊严、乐趣、消遣、新挑战等。

毋庸置疑，对于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国家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至关重要。收入能显著帮助人们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提升生活能力，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实行适度的普遍基本收入政策也更为合理，至少这种政策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使民众摆脱危险的境地（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和可持续发展目标2相关）。当然，在一个预算有限的国家实行普遍基本收入保障政策绝非易事，但仍有实现的途径。

对于全球北方的国家来说，过分强调收入就更值得深思。在这里，大多数人已达到或超过了体面生活的基本要求，很多人甚至很久以前就达到了。毫无疑问，当收入超过一定的水平后，我们都会感受到经济学家所说的“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换句话说，我们赚的钱越多，钱相对于我们的时间来说就越不重要，有时间就可以陪伴家人和朋友、培养兴趣爱好或从事创造性活动。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理应得到更多关注，尤其是经济学家的关注。

遗憾的是，西方的工作和生产力文化与此背道而驰。消费主义和不断创造“地位商品”或凡勃伦商品，即价格越高需求越大的商品，让全球北方的人们不断追求更多。对努力工作的偏好，自然会让许多人对普遍基本收入政策反感，因为这个政策“奖励”那些不工作的人。

这种观点严重误导了人们。在很多情况下，牺牲其他东西换来物质舒适的生活并不值得。已故的大卫•格雷伯 (David Graeber) 研究过有偿办公工作，他指出工业化国家的就业越来越消磨人的意志，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开始质疑自己对社会的贡献。相反，格雷伯鼓励我们想想那些艺术家、音乐家、作家、电影制作人甚至竞技运动员，他们愿意接受接近贫困水平工资的普遍基本收入保障，这样就可以将一生奉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可持续发展目标3）。通过这种方式解放创造力，无疑会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外部效应，可遗憾的是，我们始终重视量化价值而忽视更有意义但无形的效益，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

利用普遍基本收入政策帮助我们摆脱消费主义的怪圈，可能会产生其他间接效益。例如，用无形的社会成就取代物质消费，很可能有利于推动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可持续发展目标12），有助于世界实现减少气候变化最恶劣影响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13）。除了促进福祉（可持续发展目标3）之外，实施普遍基本收入政策可能会增加闲暇时间，从而会激发更多的创新（可持续发展目标9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1），因为人们将会有更多的时间追求多样化和创造性的兴趣，而不是在办公室里消磨光阴。普遍基本收入政策的广泛实施，无疑会带来一个附加的积极影响，即缓解技术性的失业问题，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8是相契合的。上述效益往往难以量化，但很可能远远超过了普遍基本收入政策可能产生的任何负面激励效应。

然而，对于基于财务或预算理由的反对意见，必须予以更认真的对待。为每个人提供无条件的生活津贴，即使金额不大，代价也肯定会非常巨大。的确，如果不大幅提高税收，很难想象这样的方案会得以实现。

在当今世界，这种政策转变是存在合理性的。无论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都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极端程度。毫无疑问，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以为实施普遍基本收入政策提供大量的资金（可持续发展目标10）。由于普遍基本收入是普惠性质的政策，即每个人都会收到生活津贴，在政治上应该比较容易被接受。然而，当前的现状却阻碍了普遍基本收入计划的实施，因为极端不平等会通过持续的抽租不断自我强化，而不会促进经济生产力，而这正是我们亟需避免的。因此，某种形式的再分配势在必行。

幸运的是，由于全球南方的生活成本平均远低于全球北方，因此产生切实影响所需的资金并非无法实现。但仅靠再分配是不够的；要在全球南方广泛实行普遍基本收入政策，还需要全球北方的援助（可持续发展目标17）。其中很大一部分援助可以以债务减免的形式提供，考虑到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斯里兰卡和赞比亚等国的外债情况，债务减免将会是适时的措施。

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撰写的《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一文中预言，其实，至少在简单的技术层面上，全球北方国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自己的经济问题。然而，技术始终是中立的，过去如此，未来也将如此。即使人类掌握了足够的专业知识解放自己，一个持续存在且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社会结构仍在阻碍着世界各国的发展。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尽管全球推行普遍基本收入政策是很有必要的，且看似不可避免，但需要在经济学领域实现一次范式转变。因此需要创造一个新模型，更平衡地考虑可量化的“生产力”和难以量化的“生活质量”，这个新模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已迫在眉睫。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 等杰出人物早已提出，全球北方国家至少应该让休闲和生活质量凌驾于为追求物质生活水平而进行的繁重工作之上。

在全球北方国家全面实行普遍基本收入政策，并在全球南方国家大力推广，才是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