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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与联合国讨论文件系列

本•柯能教授简历

第3号讨论文件

希特勒、波尔布特、和胡图族权力:区分种族灭绝思想的主题

作者:本•柯能教授

美国耶鲁大学种族灭绝研究项目主任,
怀特尼•格里斯沃尔德历史教授,
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历史上最极端的种族灭绝行为。由国家赞助、在五年内以工业化谋杀的方式全面消灭数百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企图是很少见的。不加区分地消灭500万到600万犹太人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对欧洲大部分地区和前苏联的灾难性侵略需要一个先进的经济体和一个全副武装的现代国家。然而,纳粹杀人机器还有一个更古老的权力源头。它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种族、历史、领土和文化方面的意识形态杠杆所操作——在一系列背景下,这些概念都可能会冒出来。

  这些强大的犯罪者的成见也是其他种族灭绝的特点。种族灭绝思想的共同特点甚至在缺少大规模破坏力的情况下都可以找到。事实上,他们的犯罪者思想成见往往从其职业生涯早期阶段,在他们掌握权力或积聚实施大屠杀所需的军事或组织机器之前,就可以看出来。对多起种族灭绝的这些共同特点的描述可能有助于预测和防止未来的种族灭绝。

  我将把纳粹思想与其他两个种族灭绝犯罪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1975年至1979年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者和1994年卢旺达的胡图族权力政权。三大政权的领导人对未来的设想部分源自于远古(神秘而原始),他们想象在这样的未来,他们最初纯粹的农业种族在广大的农场上耕种,没有犹太人,没有越南人,也没有图西人。对这些受害者进行种族灭绝的犯罪者不仅对种族纯洁性,而且对古代、农业和扩张主义都持有成见。种族灭绝思想通常是种族主义思想,包含反动、农村和领土收复的思想。

  希特勒称赞消灭了古罗马军团的阿米纽斯(“赫尔曼”)为“我们自由的第一位建筑师”,中世纪国王查理曼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1924年,希特勒敦促“新帝国必须再次踏上古代条顿骑士的征途,用德国剑获取德国犁”。

  第二个模型是罗马历史本身,希特勒将其视为“不仅是今天,也可能是任何时候的最佳导师”。他认为公元前146年罗马的迦太基大屠杀是“通过自己的沙漠对一个民族进行缓慢处决”。古典斯巴达是第三个纳粹模型。希特勒在1928年建议国家应该“限制其允许居住的人数”,并补充道:“斯巴达人以前擅长此种措施……6,000名斯巴达人之所以可能征服350,000名奴隶就是因为斯巴达具有种族优越性。” 他们创建了“第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在1941年入侵前苏联时,希特勒将其公民视为自己斯巴达的奴隶:“他们作为征服者到来,然后带走了一切。” 一名纳粹军官表示:“德国人必须站在斯巴达的位置,而……俄国人则是奴隶。”

  “我刚刚了解到”,希特勒进一步表示,“罗马军队几乎完全以谷物充饥。”现在,他补充说,乌克兰和俄罗斯 “终有一天会成为欧洲的粮仓”,但它们只有在经过德国农业开发之后才能配得上如此美名。“奴隶天生就是奴隶”,希特勒称,但是德国农民会“热情地开发每一寸土地”。因此,“整个冬天,我们的城市都将有蔬菜和新鲜水果供应。没有什么比园艺更有意思了。”德国人更为先进是因为“我们的祖先都是农民”。但是德国经历了过多而“有害”的工业化,导致“农民的被削弱”。希特勒认为“一个健全的农民阶级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坚实的中小农民阶层永远是抵抗社会弊病的最佳保障。” 他在1933年表示,“德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对农民的保护。”

  纳粹视犹太人为城镇居民的原型。反城市思想强化了恶毒的反犹太主义。在大屠杀高峰时期,纳粹理论鼓吹者不仅继续坚持种族主义理论、种族灭绝和扩张主义战争,而且还继续倡导远古生活和土地改革。

  波尔布特政权对柬埔寨的古寺庙的说明显示了其官员对远古的迷恋。它开篇即为:“吴哥窟建于1113年至1152年间。”地方湛族少数民族等敌人和波尔布特政权实施种族灭绝的受害者终年都有。旅游指南接着写道,吴哥王城建于“1177年湛部队入侵之后,这次侵略完全摧毁了这座城市”。另一个出版物补充道:“吴哥辉煌的纪念碑被整个人类视为一个辉煌文明的杰作,体现了柬埔寨劳动人民的创造精神。” 如波尔布特所说的,“如果我们的人民能够把吴哥建设好,那么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到。”他在1975年的胜利“意义大于吴哥时期”。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柬埔寨共产党提供了政治手段,可用以与这一老模式进行竞争,并恢复一个想象的时代的农村传统,波尔布特称,“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社会还是好的,干净的”。

  毛泽东思想强化了红色高棉对农村生活的迷恋。在1960年代,西哈努克亲王政权谴责红色高棉反政府武装“煽动人民抵制学校和医院,离开城镇”。叛军说西哈努克“让他像我们一样破坏祖国一次。”在他的《回忆录》里,前柬埔寨共产党国家元首乔森潘回顾了在丛林里与游击队司令莫的会面。他的描述表现出乔森潘对农村浪漫主义的迷恋。他发现莫的穿着“与所有农民没有两样”,黑色短裤及解开扣子的短袖衬衫。“然而,弥漫的灯光向我们展示了他满是胡须的脸上那深邃而犀利的眼睛。”莫“行动自由,……有时候赤裸上身,露出他毛茸茸的胸部和手臂……实际上,由于他的活动,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更深入地,我很自豪地看到,这个我眼中的农民成为了民族抵抗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由于柬埔寨共产党通过柬埔寨农村而扩大,它将高棉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从理论上说,工人阶级是“领袖”,但实际上“三个层次较低的农民阶层”形成了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1975年,获胜的柬埔寨共产党强行清空了柬埔寨的城市,并承认;“具体而言,我们没有依靠工人的力量……他们并没有成为先锋队。就具体事实而言,我们依靠的只有农民。” 柬埔寨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仍然在农村。乔森潘称:“水是自由流动的,有了水,景色是鲜活的,植物是新鲜的,生活是生动的,人们都在微笑……穷人和贫下中农是满意的。中农也满意。” 乔森潘接着说:“以前的穷人和贫下中阶层极其满意……因为现在他们全年都有的吃,并成为了中农。” 这似乎是党对未来的看法。当它宣布农村本身而非城市无产阶级组成了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已经将人民从城市撤出,这是我们的阶级斗争”时, 这已经超越了毛泽东思想。在粉碎“敌人”时,柬埔寨共产党的干部采用了一些农业隐喻,比如“斩草除根”,并宣称可以把受害者的尸体当作“肥料”来用。

  伴随领土扩张的是农业狂热。该政权对柬埔寨所有邻国都发起了进攻:越南、老挝和泰国。有多少柬埔寨人丧生无从得知,但是据河内估计,红色高棉在将近两年的跨境袭击中杀害了约 30,000名越南平民和士兵。 波尔布特的目的是“激起对嚣张的越南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对越南的袭击将“任意杀死敌人,而卑鄙的越南人一定会尖叫,像森林里扯开嗓子大叫的猴子一样”。柬埔寨宣布扩大海上边界,并打算改变“柬埔寨下游” (Kampuchea Krom)的领土,这块领土自19世纪初以来便被越南占领。柬埔寨共产党的很多官员宣布其目标为“夺回柬埔寨下游”。波尔布特政权命令部队“开展游击战,扼住敌人的喉咙”。柬埔寨共产党的一份报告称,柬埔寨下游的绝大多数人寻求“加入柬埔寨军队,以杀死所有的越南人 [komtech yuon aoy os]”。在柬埔寨,共产党指责其多数红色受害者“红色身体,越南思想”。该政权发起了针对柬埔寨人的最大规模的屠杀,并呼吁“净化……人民大众”。 从1975年到1979年,柬埔寨共产党的统治导致大约170万人死亡,原因有过劳、疾病、饥饿,以及“谋杀”政治和种族敌人,包括越南和湛族少数民族。 对种族、历史、文化和领土的迷恋在柬埔寨的种族灭绝中都发挥了作用。

  在古代,卢旺达是由胡图族统治的一个和平领域,“直到图西人的到来”,1994年种族灭绝的一位主要行凶者写道。他声称“从9世纪起,伟大的班图家庭的胡图族和特瓦或较小的俾格米人和睦相处”。后来,在16世纪,从北部来了一个闯入者,即“阿比西尼亚图西人”。

  2003年,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判决主要的胡图沙文主义历史学家费迪南德•纳希马纳犯有种族灭绝罪。纳希马纳于1978年开始他在卢旺达西北部的研究,那里是时任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妻子Agathe Kanziga(以前当地胡图族Bushiru法院的公主)的家。纳希马纳写道,早在“图西族权力在卢旺达全国扩张和建立”之前,北方胡图人自己就组建起了“国家”,并且每个国家的历史都很悠久。从“最后的胡图族诸侯的直接后裔”的口头陈述得知,纳希马纳记录了九个王国及其统治者。他追溯了这些胡图族领域的历史,为每个统治时期增加33年,并计算得出,这些国家全都是在“十六世纪(6个君主)和十七世纪(3个君主)出现的”。据推测,Bushiru的第一任国王统治时期为1600年到1633年;布侯玛的创始人“统治时期为1499年至1532年”。仅在“429年(1499-1928年)”之后,布侯玛便被“图西族占领”。 屠杀图西族的部分原因是企图扭转这一历史结果。

  与纳粹和红色高棉一样,胡图族王国的种族灭绝思想将历史和种族概念与农业和领土观念结合了起来。

  例如,纳希马纳得出结论,umuhinza一词适用于图西君主制下的西北部胡图统治者,它来源于一个表示“农业繁荣”和“领土安全”的词。这些西北部的胡图族诸侯借助这一头衔保留当地仪式的威望,其中部分意思是“管理种植者的杰出农民”,或者“作物总统”。以胡图族为主的政权不仅将卢旺达的图西少数民族看成历史的压迫者,而且是城市居民或养牛的牧场主,而不是像胡图族那样吃苦耐劳的农民。农村生活和工作成为胡图政权的迷恋之物。纳希马纳狂热地推崇“扛起锄头、修枝刀或任何其他手工工具,并与农民群众一道,耕地或者手工劳作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起恢复了锄头的价值。”从1990年担任卢旺达新闻办公室主任以来,纳希马纳决心“最后,让‘农村真理’走出来”。

  胡图政权的广播电台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Radio Télévision Libre des Milles Collines)(RTLM) 将农业主题与暴力种族主义相结合。它在1993年宣称:“图西族是来卢旺达寻找牧场的游牧民族和侵略者。”电台总编辑在1994年4月种族灭绝开始之前宣布:“我们这里有一台收音机,就算是农民想说些什么都可以来,我们将请他发言。然后,其他农民将能够听到农民的想法。”到了大屠杀高峰的五月中旬,电台呼吁继续努力“将图西族人从地球上消灭掉”并“使他们永远消失”。一位成为杀人凶手的听众将他听到的广播告诉研究员,比如:“虽然胡图族在耕作,但他有枪”,以及“当敌人出现时,你们就相互射杀。当他退却时,你们就拿起锄头开始耕作!” 追捕图西族人的口号有“清理灌木丛”,或“将草和米分开来”,以及“将毒藤连根拔除”。官方广播电台卢旺达电视台也敦促人们追捕图西族人,比如,4月12日:“做社区工作,清理灌木丛、搜索房屋,从那些被遗弃的开始,搜索该地区的沼泽,以确保没有inyenzi [蟑螂,即图西族人]溜进来。” 基加利省长后来将1994年的屠杀描绘为图西族对农业胡图族天堂的挑衅袭击。他将所谓的“种族间”大屠杀归罪于反对派“单一民族的图西族军队”,因为它扰乱了“第二共和国富饶的美好年代,当时,牛奶和蜂蜜供应充足”。

  胡图政权的世界观也是领域性的,其扩张主义是内部的,同时也觊觎能够超越卢旺达国界。Gérard Prunier 写道,Habyarimana 1973年的政变不仅使Bushiru诸侯攫取了权力,而且还形成了“狂热胡图族”派系对较为开明和宽容的南部胡图派的“北部报复”。在Habyarimana于1994年4月6日去世之后,北部的沙文主义者立即转而展开了对图西族人的大屠杀。普鲁尼尔(Prunier)将其称为“真正的西北人”,是征服了大卢旺达的“小卢旺达”的代表。 他们的活动表明,他们的目标是要将Bushiru胡图族的纯洁性扩展到整个卢旺达,使地区身份转为国内民族统一主义的一个种族化形式。

  胡图政权的民族-领土野心同时也对外。纳希马纳指出,前殖民时期的卢旺达图西族王国还“将其影响力扩展至”刚果东部和南部乌干达,但“这种影响并不总是意味着当地政体的政治和行政归顺”。像卢旺达西北部的胡图族王国,“这些现代卢旺达以外的领土从来都是由其自己的当局统治”。因此,历史上可能存在一个突破卢旺达边界的反图西族联盟。纳希马纳抱怨说,欧洲的殖民政权也“谋杀并肢解”卢旺达,并通过把讲基尼亚卢旺达语的地区转变为其在刚果和乌干达的殖民地而对卢旺达进行“截肢”。截至1994年7月胡图政权倒台时,一直声称拥有西北部的胡图族已扩展至卢旺达的其他地方,现在还蔓延至边界以外。胡图政权将其种族灭绝暴力带到邻国,并对其图西少数民族进行攻击。如里克•奥思所指出的,他们“不仅继续杀害卢旺达的图西人,而且将目标指向了生活在刚果东部的巴尼亚图西人”。在那里,胡图族民兵围攻了基伍省,屠杀当地的图西族牧民,还渗透到马西西高原,企图“消灭Banyamasisi图西人”。普鲁尼尔解释道,这样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某种意义上的‘胡图国’,作为重新征服卢旺达的基地,或者如果失败的话,则作为老卢旺达之外的一个新的卢旺达”。

  对二十世纪三次种族灭绝的简单比较表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已经给随后的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屠杀做出警示。除了暴力种族主义或宗教偏见以外,对古代、农业和扩张主义的迷恋也常会成为种族灭绝的风向标。

 

  讨论问题

  1. 尽管这些种族灭绝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下,

  根据柯能教授的分析,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2. 与单独分析每一种种族灭绝相比,采用内容广泛的专题方法来研究种族灭绝有什么好处?

  3. 柯能教授所定义的种族主义思想的显著特点如何适用于卢旺达或柬埔寨大屠杀以外的种族灭绝?

  4. 经济和社会不安全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种族灭绝思想的前提条件?教育可以以什么方式帮助防止这种非理性恐惧?

  5. 确定即将发生的种族灭绝警示标志并对其采取行动需要哪些政府间机制?

 

  本讨论文件丛编为研究大屠杀和如何避免种族灭绝的个别学者提供了一个提出问题以进行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论坛。这些作者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他们被要求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具体经验,起草文件。个别学者所表达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联合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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