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格夫·赖伊有句名言，说秘书长一职承担着“世上最艰难的任务”，潘基文承担的正是这项“世上最艰难的任务”。《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处为联合国主要机关之一，其目的无疑是为了给予秘书长一定的政治特权。根据《宪章》规定，秘书长为“本组织之行政首长”。《宪章》还进一步规定，秘书长“得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联合国建立之初，一派热情洋溢的景象。代表们深信自己已经建立起一项集体安全体系，可以从此永久地杜绝一切战争。1946年到1952年担任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的挪威人特里格夫·赖伊也有同感。
1953年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接任秘书长一职。当时国际形势已经开始恶化，早期的那种喜悦已经为东西方之间极度紧张的气氛所取代。安全理事会由于苏联的一再否决而几近瘫痪， 达格·哈马舍尔德先生因此往往采取静默外交手段，谨慎行事，扮演着协调员的角色。在一些场合，他利用大会这个讲台对来自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攻击给予了公开回应。尼基塔·赫鲁晓夫主张把秘书长换成三个人：一个东方人、一个西方人和一个南方人，即著名的“三驾马车体制”。
缅甸人吴丹在外交界一直享有盛名。在达格·哈马舍尔德与15名合作者乘飞机前往非洲执行和平任务的途中因飞机坠毁遇难后，吴丹于1962年11月奉命接替达格·哈马舍尔德。他为人谦逊，但信念坚定。他在大会上，在外出时，广泛推行他的“三策箴言”，即非殖民化、裁军和发展理念。在冷战的艰难时期，他往往采取静默外交手段，化解了高度紧张的局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来自奥地利，1972年到1981年间担任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此前他曾担任过多项外交职务，包括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外交部长等。在任期间，他曾多次前往为联合国所特别关注的冲突地区视察。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即将退休之际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这完全出乎于这位秘鲁人的意料。他曾经担任过常驻联合国代表和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因此对联合国了如指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解决中美洲冲突与缓和两伊战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从1982年到1991年就任联合国秘书长的10年间，诸多与冷战相关的、导致紧张局势的根源逐渐得到了消除。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来自埃及，1992年到1996年间担任秘书长。在任秘书长之前，他曾经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如外交国务部长，埃及和以色列签订的《1979年戴维营协议》谈判员。
科菲·安南来自加纳，1997年就任秘书长。他1962年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任秘书长之前已有35年的联合国工作经验。就任秘书长之后，安南实施的第一项主要倡议就是他的“重振联合国”的改革计划。他200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后来成为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2000年9月通过的《千年宣言》的基础。
大韩民国的潘基文与联合国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75年。就任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之前，曾担任过外交部长。2006年12月14日宣誓就职之时，他将左手放在《联合国宪章》之上，开创了先例。潘先生说：“通过增强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即安全、发展与人权，我们就能为子孙后代建立起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和更加公正的世界。在我们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重建信任。我会努力成为一名‘和谐促进者’和‘搭桥者’。我还希望，在你们，无论是会员国还是秘书处看来，我这位秘书长是一个平易近人、勤奋工作和善于倾听意见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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