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长潘基文

领导力和气候变化

《24小时太阳报》 2007年9月23日

  每一天都带来新的证据。对这个星球上的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气候变化已成为个人面临的现实。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在几天前,一些美国科学家的报告称,北极冰盖正在迅速融化,其速度超过以往所想的可能速度。根据他们的计算,到2050年,40%的北极海夏季冰层将消失。早先的研究预计这种情况在一个世纪内不会发生。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气候变化已急速上升到世界政治议程的前列。这就是为何我已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于明天在联合国举行高级别会议。我深感忧虑的是,我们目前的应对远未达到所需的水平。

  明天的会议是一次采取行动的政治呼吁,是大大小小所有国家的一个时机,来抓住就道义而言必须要做的事,以新的紧迫感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并开始理解到这样做符合我们共同的自身利益。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决定性问题。

  科学是清楚的。今年早些时候,世界顶级科学家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主持下,以前所未见的明确性说明了这一问题。全球变暖是真实的现象。如不加遏制,它将在今后数十年中带来破坏性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我们知道必须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拥有负担得起的措施和技术来这样做。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对付这个问题。

  我们所没有的就是时间。在最近访问乍得期间,我亲眼看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约有2千万人赖以依靠的一个湖河系统在过去30年中缩小到其原来面积的十分之一。目前在非洲,有记录以来的最严重降雨正在冲毁数十万人的家园。这些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迹象。我们这一代面临的问题对我们的后代将更为严重,特别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

  在召集明天的会议时,我请世界各国的总统和总理显示领导力。领导力事关抉择,特别是艰难的抉择和新方向的确定。它是关于远见和政治意愿——能够前瞻性地看到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并强行作出改变。我知道,这绝不会没有任何痛苦。但是,只有通过及早采取行动,才能够避免遭受更大痛苦。

  我们必须共同将行动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工业化国家所承受的负担最大。造成大部分问题的国家,在减少导致气候变化的排放量方面承担最大责任。

  与此同时,必须给予发展中国家鼓励措施,使之充分参与进来。我们的全球变暖问题解决办法,不能要求这些国家作出不能要求它们作出的不公平牺牲。发展中国家有实现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权利。它们有权在我们的持续帮助下摆脱贫穷。在这些努力中,我们必须与私营部门合作,刺激经济活动,利用新的筹资办法和基于市场的做法,发展和转让技术知识,并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的地球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脆弱。支持数百万生命的整个生态系统面临严重的破坏。在一些地方,整个国家和人口——不仅仅是动物物种——都有消失的危险。最没有应对能力和对该问题的责任最小的人,却受到最剧烈的影响。这是一个道义问题。我们的应对措施必须以共同责任和公益原则作为指导。

  国家行动必须处于我们的应对措施的核心。迄今为止,这些努力是不够的。在里约商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十五年后,在签署《京都议定书》(其第一个承诺期间在2012年到期)十年后,工业化国家的碳排放量仍在上升。

  然而,国家政策是不够的。就影响气候的气体而言,边界是看不见的,涉及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是广泛的,这就需要进行国际合作。我们有一个理想的框架,叫做联合国——它有独特的条件,能够充当为全球气候变化拟定一个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长期解决办法的论坛。这个解决办法将不仅需要减轻排放问题,而且要帮助所有国家——特别是最脆弱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后果,并确保可持续发展。(可删除此句,以节省篇幅。)

  在这一年,各国政府已接受了气候小组令人信服的调查结果,对气候变化的公众意识已成为全球各地政治议程的主导。在这个处于十字路口的一年,我呼吁世界领导人展现领导力。采取行动。一切照旧的做法将行不通。

  在今年12月在巴厘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各国政府必须以紧迫性和创造性开展工作,制定一个谈判框架。我们需要一个所有国家均能接受的新的气候变化全面多边协议。

  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均对子孙后代负有历史责任。他们将是我们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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