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长潘基文

危机是机遇

潘基文、苏希洛·班邦·尤多约诺、唐纳德·图斯克和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

  在世界领导人会聚华盛顿之际,他们最好记住,我们面临两大危机。一个是迫在眉睫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个是更为持久的气候变化。第一个危机虽然很紧迫,但决不能是忽视第二个危机的理由。相反,它正是我们同时战胜两个危机的机遇。

  气候变化的科学已十分清楚;我们一天不行动,问题就一天天恶化;抗御全球变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道德义务。让我们暂且把这些耳熟能详的理由放在一边,纯粹从实用经济学的角度说明。

  全球增长在减缓。预算在紧缩。用以对付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的资源可能会减少。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步骤创造就业和促进增长呢?我们如何保证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供应能源呢?为了保护全球的金融系统不受周而复始的冲击和泡沫影响,使各国民众能够享有发展前景和经济安全,我们必须做什么?

  答案是寻找共同解决办法,克服我们面临的严重挑战。就最严重的两个挑战——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来说,答案是绿色经济。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我们的对策必须是随机应变。科学家们同意:为了对付气候变化,我们需要进行能源革命,全盘改变我们为社会提供动力的方式。经济学家们也同意:目前世界上增长最热的工业是可再生能源。该工业已经在创造就业机会,而且正在进行将会迎来下一个经济变革新时代的许多技术革新。

  实用派哲学家提醒我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本周末将在华盛顿举行的金融首脑会议的确非常重要,但我们在12月初面临的考验也同样重要。届时各国将聚集波兰的波兹南,举行下一轮联合国气候会议谈判。此次会议标志着去年在印度尼西亚欢欣鼓舞通过的巴厘路线图的中点,目的是为明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大谈判做准备。到那时,全世界的领导人都将聚集一堂,谈判各国都能同意的宏伟全面的气候变化协定。

  环境和气候部长将在波兹南首次开会,规划合作行动的长期构想。为了能够在哥本哈根达成协定,我们需要十分明确的工作计划,制定减少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具体目标。我们需要商定体制结构,认真承诺建立适应基金。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愿各尽其职。资金来源是关键。如果发展中国家缺乏“走绿色道路”的财政资源和技术,我们就不可能有效抗御气候变化。

  愿望不会自动变成行动。但我们要明白,这是世界人民——工商业、投资者、政府和民众团体——想要的。事实上,这一切已经在发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到2020年,全球对无温室气体能源的投资将达到1.9万亿,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全世界有近200万人在风能和太阳能这些新工业工作,仅中国就占了其中的一半。巴西的生物燃料方案每年创造约100万个工作。在德国,预计今后几年的环境技术投资会增至四倍,到2030年占制造业产出的16%,其雇用的人数将超过汽车工业。

  我们不需要等待新技术的到来,也不需要过分担忧采取行动的代价。研究表明,使用现有的专门技能,美国就能以低成本或几乎为零的成本显著减少碳排放。丹麦和波兰可以为证。丹麦在绿色增长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从1980年以来,其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78%,而能源消耗的增长却极少。在过去的17年中,波兰甚至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减少排放三分之一。对工商业来说,这种节余就是利润。今天,绿色技术部门的欧洲公司享受着“先驱者”的优势,在全世界环境技术新兴市场占了三分之一的份额。

  有了全球框架内的正确政策和财务奖励,我们能够将经济增长引到低碳方向。有了正确的政策和适当的奖励,我们可以确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为抗御全球变暖的事业作出贡献,同时不影响每个国家的发展权及其人民的经济福利。

  最有远见的总裁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有这么多地方的商界人士要求有明确一致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用全球政策对付全球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认可殊途同归。在波兹南和其后在哥本哈根,有些人会力求严格限制排放,有些人会倾向于自愿规定目标,还有些人会辩论碳市场的“上限和交易”较之收税和国家节能条例的利弊。许多人会要求制定政策,减少森林砍伐,因大约五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从中而来。每年投资170亿到300亿可以将此数量减少一半,同时增加印度尼西亚等热带国家养护方面的就业。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挑三拣四。所有这些办法我们都需要。而且我们需要领导才能,英明和有全球眼光的领导才能,并拿出实际行动。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发人深省。它要求我们有新的思维,并要求有创新的解决方案,考虑到我们作为地球人所面临的更大挑战。这场危机不是要我们推迟去做保障未来需做的事。我们没有时间等待。

  (潘基文是联合国秘书长,苏希洛·班邦·尤多约诺是印度尼西亚总统,唐纳德·图斯克是波兰总理,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是丹麦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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