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长潘基文

身背恶名

《华盛顿时报》 2008年8月6日

  我一生会晤过很多非凡人士:总统、国王和外交家。其中最难忘——当然也是最感人——的一次,是刚满一年以前,我会见了一群艾滋病毒抗体呈阳性的联合国工作人员。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大彻大悟的时刻。我为他们的勇气、更为他们在谈论其生活时的直率而打动。顿时,我看到了艾滋病毒人性的一面。我不禁想到:我会有何不同的行动?能帮什么忙?

  我无法忘却艾滋病毒携带者在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上很多地区常常面对的歧视。故此,我为我的联合国同事感到骄傲,他们挺身而出,直言不讳,直面恶名和歧视,帮助使联合国成为工作场所应如何应对艾滋病方面的模范。

  20 000多名活动分子、学者和决策者在本周齐聚墨西哥城,参加第十七次国际艾滋病会议,预示着很多人所称的防治这一疾病的“新时代”的到来。受艾滋病毒感染和因此死亡的人数第一次下降。最近发表的艾滋病规划署2008年报告指出,由于性行为的改变(特别是青年人当中)以及更易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一些最弱势国家在预防艾滋病毒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没有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就不会取得这些成果。8国集团成员上月在北海道再次保证着力于实现到2010年普及艾滋病毒治疗的目标。不久前,乔治·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立法,承诺在今后5年中拿出480亿美元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但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应对艾滋病的全球策略所面对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心理上的障碍。

  这一障碍就是恶名的因素。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歧视或多或少仍然是艾滋病患者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现实。三分之一的国家实际上没有任何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几乎所有这些国家至少允许对染上这一疾病的妇女和儿童、男同性恋者、有风险的社区的某种形式的歧视。

  身背恶名仍然是妨碍公共行动的唯一最严重障碍。它是太多人害怕让医生确定其是否患有艾滋病,或如有艾滋病则害怕寻求治疗的主要原因。这一情况使艾滋病成为无声的杀手,因为人们担心招致社会耻辱而不敢说出来或接受易于获得的预防措施。身背恶名是艾滋病的流行继续在全世界摧毁各个社会的首要原因。

  我们可以同恶名作斗争。开明的法律和政策是关键。但首先要广开言路,要有直言不讳的勇气。所幸的是,和我的联合国同事们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表达观点的勇气。

  在艾滋病问题国际会议上,一位年轻的洪都拉斯活动家在见面时向我致以亲吻。她才12岁,叫凯伦·冈萨雷斯,一生下来就感染了艾滋病毒,她不仅携带艾滋病毒,还茁壮成长。她为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编辑一本杂志(由儿童基金会供资),还参加拉美各地有关艾滋病意识和宣传的讲习班。

  凯伦对恶名所带来的痛苦再清楚不过。上幼儿园时,老师让她坐在角落,不让她触摸其他孩子的书本和玩具。但理解带来了接受。“我是班上最受欢迎的女孩,”她自豪地说。她最害怕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上了中学会受到怎样的待遇。

  全球村是会议上社区活动的中心,那里聚集着其他艾滋病毒感染者,有舞蹈家,有民间社会领袖,甚至还有理发师,他们都过着充实、快乐、坦然的生活。其中有一位名叫马罗克·达菲尼·杰翁德的马拉维妇女,丈夫患病以后,她于1999年得知自己患了艾滋病。从那时起她一直同歧视作斗争——一名同事曾让她不要使用公用厨房里的碗碟——她让我用她的故事来“改变世界”。

  这些人是全球防治艾滋病运动的核心。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承诺。但仅有他们的努力是不够的。

  在墨西哥城,我呼吁世界领袖加入这些人的行列,表达观点反对歧视,保障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权利。学校应教授尊重和理解。宗教领袖应宣扬宽容。媒体应谴责偏见,并利用自身的影响,推动从保障法律保护到确保享受保健的社会变革。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因为艾滋病毒而身背恶名的人不应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而应是那些允许这一恶名存在的人。

  (本文撰稿者为联合国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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