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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与发展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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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

  1. 大会2002年11月22日题为“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第57/65号决议第2段请秘书长在按照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组成的政府专家组的协助下,征询各国看法,提出载列重新评估在目前国际情况下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和今后本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的建议的报告,供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审议。

  2. 应大会第57/65、2001年11月29日第56/24 E、2000年11月20日第55/33L、1999年12月1日第54/54 T和1998年12月4日第53/77 K等号决议的要求,专家组在进行其工作时考虑到各国就1987年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向秘书长表达的看法。

二、导言

  3.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会员国承诺促进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建立及维持,以尽量减少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之消耗于军备。1984年,大会对全球军事开支庞大及其对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的后果深感关切,因此要求举行国际会议,多边地审议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1987年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的重点是:界定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审视军事开支的规模及其对世界经济和对发展的影响;探讨如何通过裁军释放资源供发展之用。它的行动纲领包括一系列建议,供联合国、会员国和区域组织执行。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最后文件是政府专家组重新评估的基础。

  4. 裁军和发展是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富足和没有恐惧的世界最重要的工具。裁军政策和方案通过控制或减少武装暴力和武装冲突所用工具,可以促使降低军事开支、消融紧张和鼓励国与国及国内相互关系中的信任、帮助制止新武器的发展和支出,并降低武装冲突和武装暴力的风险、事件和严重性,从而增进稳定和释放资源作其他活动之用——例如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此同时,发展政策和方案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和通过为人民创造机会,可协助消除贫穷、促进经济发展和稳定经济和国家,从而为增进安全和福祉创造条件。安全和稳定是裁军和发展的基石。

三、国际环境改变

  5. 1987年国际会议是在世界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召开的。冷战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不同的战略同盟和集团,而核威胁则被普遍视为裁军领域的最紧迫挑战。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既是它们之间冲突的原因,也是冲突的结果,埋下了不安全种子,刺激了巨额国防开支。该国际会议召开的当年,全球军费开支达到顶峰,近1.1万亿美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国产总值)5.4%,而与此同时,许多国家面临着长期的经济和社会不发达、停滞和贫穷等状况。

  6. 对许多人而言,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核威胁和国际冲突的消除。与此同时,裁军领域的进展和区域安全安排的加强使人们宽了心,以为裁军工作可以自行运作,以为大家都会有发展机会。这削弱了落实1987年行动纲领所载建议的政治意愿或紧迫感。

  7. 冷战期间主要的裁军问题有些至今依然存在。全球军费开支在1990年代多数年份中有所减少,如今则以每年5%以上的速度增加。核裁军方面没有什么明显进展,人们普遍关切核裁军和不扩散制度的完整性和效力。人们对敏感技术和材料扩散至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的问题日益感到不安。破坏稳定的新武器技术、不断变化的军事学说、外空军备竞赛的可能性,这些都增添了人们的关切。

  8. 不过,1987年以来,国际环境也大为改观。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关切程度史无前例,最显著反映这一点的是安全理事会第1373(2001)号、1377(2001)号和1540(2004)号决议。恐怖主义常常以平民和非军事设施为目标,制造不安全气氛,破坏贸易和投资,扰乱社会稳定,造成心理创伤。许多国家的反恐开支大幅增加,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以后尤其如此。此类开支大多未反映于全球军费开支估计数中。

  9. 1987年国际会议后不久,冷战军备竞赛便停止了,但区域军备竞赛却增强了势头,大多是在那些根本没有承担能力的区域,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暴力。其中有些冲突与冷战时期、非殖民化进程有关,或与那些一直被认为对前超级大国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国家和区域的地缘政治边际化有关。

  10. 在过去10年中,国际社会将杀伤人员地雷以及破坏稳定的小武器和轻武器积存和非法扩散等问题摆上了国际议程的首要位置。人们长期关切杀伤人员地雷的使用所致的发展和人道主义危机,以此促成了《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的谈判。虽说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自该公约于1999年生效以来,至少有36个制造杀伤人员地雷的国家放弃了此类生产,销毁了3 200多万枚库存地雷,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排雷行动大幅增加。

  11. 在小武器和轻武器这方面,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许多地方对这些武器的管制减弱,而国家内部冲突的频率和激烈程度急剧上升使此类武器的需求量猛增。国际社会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要对策之一是于2001年谈判《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在2003年会员国审议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第一次两年期会议上,有103个会员国报告了进展情况。本组织相关部门努力在2005年会议上进一步加强报告工作。

  12. 近来,通过合作办法,在裁军和发展问题上取得了这些成绩,但一些国家在裁军和安全问题上不再寻求多边解决办法,未能谈判达成一项核查生物武器和毒素议定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未能生效等,便说明了这一点。

  13. 1990年代是相对繁荣的十年,但在这十年中,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巨额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这期间,世界各地每日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人数几乎未变,有些国家的情况更糟。全球化对发展而言既是机会,也是挑战;但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不均匀。冷战后遗症也对一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破坏;尤其是那些重债国,它们的国家债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两极冲突中参与代理战争而造成的。

  14. 许多国家继续处于不发达和贫穷的阴影中。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有50多个国家较之1990年更加贫穷,一些国家的饥饿、儿童死亡率和小学入学率等人类发展指标有所恶化,赤贫影响着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以下这些问题而受挫:境内和区域暴力冲突;大量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流动;施政问题;非法利用和开采冲突货物和自然资源;非法贩运麻醉品和武器;艾滋病毒/艾滋病等疾病。

  15. 几乎所有捐助国都远未达到1970年订立的官方发展援助(官援)占捐助国国民总收入0.7%这一援助目标,援助额比例在1991年至2001年期间由0.33%降至0.22%。比例下降情况主要出现在1990年代后半期,在2002年,这一比例按实值计算上升7%,占捐助国国民总收入的0.23%。根据开发计划署《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援助趋势近来虽有所改善,但援助资源仍然远远少于需求。《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又指出,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31个国家2002年所得援助(占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数的8.5%)少于1990年(12.9%)。这一趋势对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加突出。然而,正如开发计划署所估计,如果官援每年增加500亿美元并维持在这一水平,便可至迟在2015年这一预计日期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

  16. 国际社会已表现出政治意愿,承诺为因应这些紧迫的发展挑战提供财政支助。会员国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一致承诺至迟在2015年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以此落实发展权利。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蒙特雷,2002年)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约翰内斯堡,2002年)均论及必须为这些实现目标提供资金。此外,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多哈,2001年)也将发展远景融入其谈判。

四、1987年以来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

   A. 确定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17. 裁军与发展是两个各不相同、但却相互推动的进程,因各个方面的安全问题而联系在一起。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微妙、复杂,但绝非是必须的。专家组重申1987年《最后文件》第8和第9段中所述观点,即:虽说裁军与发展各自有其逻辑,互为独立,但一方所得进展可为另一方创造有利环境。应该推动每一进程,不问另一进程的进展速度如何;一个进程不应受另一进程的牵制。

  18. 过度的军备和军费开支可能对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转移发展目标所需的财政、技术和人力资源。军备本身也许不是暴力和冲突的根源,但军备的扩散和供应可能对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危害稳定和福祉,销蚀社会和经济信心,也就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发展,导致贫穷、不发达和苦难这样一个循环。另一方面,裁军虽常常被视为一项政治和道德义务,但它并不一定通往发展道路。裁军无疑有助于创造更稳定、从而有利于发展的国际、国家和地区环境。但人们也可想象得到这样的局面:裁军进一步削弱了弱国捍卫国家和人民、抵御内、外部侵略的能力,或者是裁军的高额财政费用似乎对短期发展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19. 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表现,取决于具体国家或区域的安全和发展优先事项和条件。必须实事求是地审视各个具体情况,特别是说明人们长期持有的期望,即削减军事和国防预算后所得资源自然会转用于发展方案。不过,酌情突出和强调裁军与发展之间的互为推动关系有助于为全世界人民创造一个更和平、更安全的世界。

   B. 安全的作用

  20. 专家组认为,各个方面的安全对裁军和发展仍发挥重大作用。正如1987年《最后文件》第14段所述,安全不仅指军事安全,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人道主义、人权和生态等方面。因此,除军事手段外,还可根据对一国及其人民的发展需要以及面临的内外部、军事或非军事等各类威胁的比较评估结果,以经济、社会和体制发展等手段增强安全。

  21. 危害和平与安全、阻碍发展、导致社会压力、紧张局势和动乱的非军事威胁包括经济不稳定、卫生危机、环境退化和资源匮乏、基本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等方面。穷人一般更易受各类威胁的影响。非军事威胁是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14 有时以军事手段解决。最近,秘书长强调指出,应对这些威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因为“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存在着惊人不平等状况,千百万人民忍受着残酷压迫和极端苦难,这样一个世界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安全的世界,即便对这一世界中的最优裕人口而言也是如此。”15

  22. 安全是裁军以及个人、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发展的根本条件。1987年《最后文件》第13段中将安全描述为裁军与发展关系的第三个支柱。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安全感,难以设想它会愿意致力于裁军,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在不安全环境中实现平等和可持续的发展。

  23. 1987年《最后文件》在第14段中肯定了安全对裁军与发展关系的重要促进作用,指出:“加强安全,一方面能开创有利于裁军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能提供顺利推动发展所需的环境和信任。”安全是裁军和发展的基础,起着中介作用,支持着这两个领域;安全、裁军和发展中任何一个领域所取得的进展都可为其他两个领域的改善创造条件。

  24. 相反,安全局势的恶化可对裁军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安全状况可能促使军费和军备增加。不安全环境也可能促使投资者和捐助者放弃不稳定地区,地方经济活动减少,以致发展机会萎缩,使得人们感到更不安全,因为他们无法满足基本需要,前途更为有限。

  25. 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冲突后社会中,裁军既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发展的促进因素。裁军促进安全和保障环境,这对冲突后恢复正常状况、在和平进程中建立信任至关重要,从而为发展打下基础,以便恢复经济活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旨在打破暴力循环,为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创造条件。在脆弱的冲突后局势中,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大量供应和使用可能导致暴力、犯罪和土匪活动,从而侵蚀实现持久和平及稳定的机遇。地雷、战争残留爆炸物和其他弹药也可能增加道路或电力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使大片土地无法通行,以致阻碍经济发展和投资前景。在此类情况下,排雷、收缴和销毁武器等解除武装活动不仅可消除这些武器带来的实际威胁,而且可消除它们所引发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C. 军事支出的费用和后果

  26. 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军事支出开始下降。许多人预计这将导致和平红利,16 因为削减军事开支和对抗程度减轻的国际环境将释放财政、技术和人力资源用于发展目的。1987年《最后文件》第33段从理论上说明能够以各种形式获得和平红利,包括扩大贸易、有效利用资源、减债和转让技术。在一些国家似乎已发生这种情况,因为释放的资源通过研究、投资、降低利率和经济增长等机制促进了发展。17 但实际上和平红利并未有系统地直接用于对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发展援助,每个国家实现和平红利的方式也不同。

  27. 在连续多年下降之后,这一趋势发生变化,1990年代末全球军事支出开始上升(见附件)。但应指出,全球数字掩盖了国家间及区域间和区域内趋势和数字的巨大差异;在许多情况下,军事支出上升;但在一些国家和区域,军事支出保持不变或有所下降。虽然世界军事支出现有数据仍有失全面,但有可能就军事支出的规模和增长率得出一般结论。根据现有数据,18 小组估计2003年世界军事支出接近9 000亿美元,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6%,预期2004年将接近9 500亿美元。如果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大规模武装冲突费用,这些估计数将会大幅增加。

  28. 军事开支不仅从其他优先事项转移资源,1987年《最后文件》将此称为军备和发展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且军事开支过高还能影响国家经济,包括投资,因为军备开支往往是经济上无生产性和无效开支,经常在没有竞争力的条件下发生。

  29. 全球消除贫穷和发展目标尚未实现,主要因为缺少必要资金,此时全球军事开支上升是令人不安的趋势。正如在1987年《最后文件》第3段指出,全球军事开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足、苦难和贫穷形成鲜明对照,但在减少军备的情况下谋求安全和寻找办法削减军事开支方面仍存在利益共性。

  30. 在孤立审查军事开支水平时,往往忽视其他巨额费用,即用于研究、发展、生产、部署、购买、维持和使用武器系统的费用和相关军事方案费用。只考虑军事开支的财政方面会低估军事开支和军备的真正费用。其中一些费用阐述如下。

  31. 用于研究、发展和维持高科技武器和新方案(如“小型核武器”或空间武器化)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强加给社会沉重的机会成本,因为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本来可以从事非军事工作。

  32. 与使用军备有关的人类健康费用非常高。伤员的治疗、康复和长期护理费给卫生系统(如果有卫生系统的话)造成沉重负担。与研究、使用和清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保健费也相当高,最糟糕的是有些不良后果会传给后代。因某些常规武器(如地雷)而受伤的治疗费也极高。

  33. 研制、使用和销毁武器使环境付出极大代价。核废物或核事故、化学和生物剂、地雷和爆炸性战争残留物的污染能够破坏环境,构成极大的社会、财政、后勤和科学挑战。

  34. 武器销毁、武器转用和通过军控和裁军协定建立核查制度的费用往往被列为裁军费用,而不是军备本身的费用和后果。裁军费用可能极高,转用、拆除或销毁武器及关闭基地和部队复员和重返社会的费用也能够在短期内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有些国家需要大量的财政和技术援助履行其裁军承诺。孤立地看,军控和裁军费用有时被用于证明维持军备或军事支出水平正确。这些费用必须被视为成本效益分析的内容,这种分析考虑到几乎不可能用货币额表示的和平、经济发展和安全等宝贵效益。

  35. 所有这些费用都体现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况中,因为此类武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安全都构成真正威胁。研制或维持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核武器的财政、人力、环境、机会和裁军成本极高,意外或故意使用这些武器的代价和影响不可估量。鉴于国际社会对核裁军所作的承诺,继续花钱研制新的核武器和维持现有武库尤其令人不安。

  36. 但突然爆发武装冲突或武装暴力的代价最高。在短期内,这些代价包括死亡、受伤和心理创伤,以及护理伤员的费用;增加军事支出;破坏民用基础设施。武装冲突还以饥荒、移徙或流离失所、营养不良和疾病的形式引起其它与人有关的费用。武装冲突和武装暴力的长期代价是持久不发达,既影响现代人也影响子孙后代。如果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涉或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国际社会也承担相当重的负担。此外,武装冲突或武装暴力的消极后果能够跨越国界,造成区域不稳定、难民潮、贸易和通信中断、投资减少和环境退化。

  37. 资助武装冲突能够对可持续发展造成直接消极影响。在一些国家,除借债或重新分配资源用于军事支出外,政府还过度开发或抵押国家自然资源,以便为内部或外部冲突供资。同样,非国家行为者往往掠夺这些资源或从事破坏稳定的非法活动,如走私麻醉品、武器或宝贵矿物。

  D. 释放资源用于发展

  38. 鉴于在降低军备水平情况下维持安全的目标符合正当安全利益,以及为实现发展目标增加资源的需要,裁军能够以多种方式释放或增加用于发展的财政、人力或有形资源,这些方式主要包括降低军事支出;军转民;通过建立信任加强安全;为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创造条件;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这五个因素反映在1987年《最后文件》中,但包括新的现实及对裁军与发展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

  削减军事支出

  39. 尽管就如何从军事支出释放资源用于发展目的进行了数十年的讨论并提出建议,但国际社会仍一直未能就限制军事支出或确定军事开支与国家发展支出的比率达成协定。

  40. 军事开支是政治和政策选择的反映,受许多因素影响,如威胁认识、军备工业动态、国际承诺、区域安排和战略联盟。在透明、公开的政治决策进程中,必须对照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权衡军事支出。

  41. 采购武器植根于国家对受《联合国宪章》保护的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关切。国家不可能愿意削减或消除武器,除非以其他手段确保国家安全。在此方面,削减或收集武器、建立信任、遵守国际法、在多边和区域论坛合作、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和善政可能是在削减军事支出的同时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办法。在削减军备的同时加强安全能够创造有利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环境,为贸易和技术合作开辟道路,腾出资源用于更生产性的活动,努力消除对和平与安全的非军事威胁。

  42. 国家只有在感到安全和(或)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防卫和安全基础设施时,才会削减军备支出。国家审查安全需要和军事支出往往是削减军事开支的必要前提,有助于建立负责、负担得起、适当和透明的安全部门。

  43. 透明度不高是了解军事支出数额和后果及军备水平的主要障碍之一。关于军事支出、武器生产和进出口及核查武器办法的可靠数据很少。此外,通过腐败、预算外支出和管理不善等手段挪移资源也能够掩盖军事支出的真正水平。

  44. 虽然自1981年以来一直运作的联合国军事支出标准汇报制度是国际社会商定的计算和报告军事支出的办法,但这一自愿文书的参加者很少,提供的数据有时也不全面。因此,尽管最近在促进参加方面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目前这一透明度文书的全球普及程度仍有限。但通过1992年以来一直运作的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在国际武器转让透明度方面取得了更大进展。近年来,大多数会员国一直定期报告主要常规武器的进出口情况,虽然普遍参加的目标尚未实现。迄今为止,自1992年以来已经有164个会员国至少向登记册报告一次。

  45. 应指出,军费开支增加不一定意味着军备增加,因为技术上更复杂因而更昂贵的武器在军事开支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大。有人说支出增加从定义上讲是消极趋势,特别是在短期内,但并非如此简单。例如,军事支出增加可能包括以下费用:处理过期军用物资、销毁武器方案、更好地培训军事人员或改善他们的条件或排雷活动。此外,还可能包括新设备或新人员的费用,以对付自然灾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或参加维持和平行动。在一些国家,军队为筑路和建桥等民用基础设施项目作出贡献。军事研究和发展开支也导致开发有和平用途的技术。

  46. 最后,削减军事支出本身不一定意味着增加可用于发展的资源。必须在国家一级决定重新分配释放的资源用于发展,或用于国家社会经济开支或官方发展援助。此外,国家可能选择削减军事支出,以便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其他目的,如减少债务。

  军转民

  47. 1987年《最后文件》第34段指出,“军转民生产不应出现不可逾越的难题”,第35(c)㈥段建议审查并进一步研究与军转民有关的问题。从此,通过这一进程以及在各种情况下军转民的潜力和所取得的好坏参半的结果,国际社会获得经验。1987年表达的观点可能过于乐观,特别是低估了军转民的代价。军转民有诸多层面,是一个复杂的进程,中短期的财政、社会和环境代价相当高,这是对军转民作为释放财政资源用于发展的办法的重挫。但应鼓励将军转民作为长期战略,推动裁军和发展。

  48. 有一些条件决定军工转民成功调整的容易程度和前景。普遍认为,工业转型很复杂,费用极高,在经济上并不总是可行。在某些情况下,关闭军工设施比将其转为民用更有效,因为这些设施转型费用太高,或所生产的产品在民用经济中需求很少或没有需求。如果设备、程序、规格和物资与非军事部门所使用的相似,则军工转民似乎困难较小。经验表明,在国家一级加强协调和承诺及提供资源将会增加军转民成功的可能性。

  49. 军工转民要求为研究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重新确定方向和(或)提供再培训,以便他们在民用部门从事有关工作。这证明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出现的军转民最大挑战之一。对于拥有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专门知识的人员,这一需求特别强烈,尤其是鉴于更加担心恐怖主义使用此类武器。现已制定双边和多边创新办法,向研究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援助和支助,在军事部门和民用部门极为相象的领域很容易这样做。

  50. 1987年以来,许多国家进行武装部队的复员和重新安置工作。有些国家选择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军事结构已经现代化、安全认识发生变化、更复杂的新型武器、技术进步和新学说等等。部队缩编后的复员工作涉及为军事人员重新安排文职工作,复员工作的费用最初很高,但从长期看应会导致支出下降。

  51. 关闭军事基地和选择重新发展可能是缩编工作的主要后果。有时可以出售或转让有形资产,包括土地、建筑物和设备,也能够将有形基础设施转用于非军事目的。以前的一些军事基地已经成功“回收”,用于民用或私营部门的生产。但由于所处位置、财政限制或环境污染,军事基地有时不可能或最好不转为民用。关闭基地往往需要地方或区域的支持,以吸收以前的士兵和支助人员,并提供以前由军队提供的福利,如医疗服务、住房和教育等。

  52. 军转民很少作为解决过剩武器问题的办法。只在少数情况下,如运载系统,有些部件可能有和平用途,从而有可能成功转为民用。否则,可出口、储存或销毁确定对国家需要多余的武器。虽然出口过剩武器的短期经济效益似乎很有吸引力,但自1987年《最后文件》第23段指出“此类转让对发展的不利影响超过带给供应国的眼前贸易利益和带给接受国的安全利益”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53. 在一些国家,冷战结束及削减军队和军费导致武器过剩,有时这对1990年代的冲突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如果决定保留过剩武器,必须小心管理和保护储存。有些武器或其部件,特别是弹药,随着时间推移会变质或变得不稳定,使储存成为危险的长期解决办法。销毁武器是保证过剩武器不再流通或使用的唯一办法,《化学武器公约》等协定都要求销毁所有储存。销毁武器可能耗资巨大,因为必须考虑到法律、安全和政治因素及环境问题。

  通过建立信任加强安全

  54. 1987年《最后文件》在第35段(c)㈤(d)中,鼓励各国进一步考虑更加公开、坦诚和信任的重要性,以有利于在裁军和发展两方面取得进展。

  55. 建立信任过程是加强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过程可在各国双边之间开展,也可通过全球和区域论坛开展。这些措施是自愿的,而且针对参与国的具体需要。重视遵守国际条约义务是建立信任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自愿提出报告以及与国际条约及其核查机制有关的报告义务,也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及建立信任,从而促进安全与稳定。

  56. 双边和区域建立信任措施有可能减少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有利于发展军备水平较低、军事支出减少的相互安全安排。区域组织在建立邻国间信任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区域组织和安排的不同经验表明,依据处理发展、裁军和安全问题的区域方法,经常可以制定出成功的确保与维持和平及处理复杂跨界问题的战略。一些区域组织和体制进程设法在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处理和平、安全和裁军问题。

  为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创造条件

  57. 技术合作与援助可有助于为区域和国际两级的协作创造有利条件。这类活动可以促进透明度、问责制和信任,同时实现实际目标,促进人力资源的发展。这类活动可采用不同形式,包括培训、专家代表团、科学考察、评价及提供设备,目标是发展必要的技能和物资,建设及进一步提高国家能力。

  58. 国家能力和适当技术的不足可能会妨碍履行裁军承诺。因此,技术合作和援助对于《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化学武器公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所做出的承诺具有特别意义。裁军领域的其他合作方面包括:帮助制定国家立法、共享最佳做法、商定共同最低标准及制定行为守则。小组强调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重要性和潜力。这些合作由《蒙特雷共识》22 第43段建议,并通过一些国家和区域的排雷行动活动树立了榜样。

  预防冲突及建设和平

  59. 秘书长曾告诫,“最有害于各种促进成长、消灭贫穷目标的是武装冲突。”23 因此,把武装冲突和军事支出的发展相关代价和后果减到最低的明显方式是投资于冲突的预防。通过预防冲突,不仅用于军备的资源较少,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会由于稳定和信任得到维持而取得进展。在这方面,专家组注意到秘书长关于预防武装冲突的报告24 的重要性。1987年《最后文件》在第35段(c)㈠中还强调指出,和平解决冲突的双边、区域和全球倡议是履行裁军和发展承诺的“适当措施”。

  60. 控制非法军备,尤其是小武器和轻武器的供应,有助于预防冲突。在这方面,专家组着重强调2001年《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的重要性。最近更加关注军备贸易可能造成的后果,同时牢记这些军备可能会转到未获授权的接收人手中,其中包括非国家行为者。

  61. 裁军在建设和平和冲突后重建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目的是通过重新安置前战斗人员返回社会从事生产性劳动,支持一个国家的总体恢复战略。促进建设和平及冲突后重建的其他裁军活动包括:排雷行动及剩余或非法武器的收缴、销毁或适当处理。此外,旨在提高警察和武装部队等安全机构的功效、可负担程度和问责制的各项活动,能够以较低的军备水平和支出满足国家和该国公民的安全需要。

   E. 教育、认识和研究

  62. 1987年国际会议《最后文件》第35段(c)㈧认识到,明达的公众在促进裁军和发展目标方面发挥宝贵作用,并注意到教育和认识在这方面非常重要。这在2002年得到了联合国裁军和不扩散教育问题政府专家组的响应。此外还可开展大量工作,提高对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

  63. 1987年《最后文件》呼吁在几个领域进一步调查研究,尤其是转变用途及查明重新分配军事资源将带来的利益方面。1987年以来,联合国及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等专门机构,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大学和研究所,都就《最后文件》中涉及的不同问题进行过研究和各种活动,其中包括转变用途、冲突对发展的影响、军备的真正成本、促进透明度和建立信任的方法以及处理和平与安全面临的非军事威胁的方式等。

  64. 通过教育、研究和实践经验,国际社会对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许多方面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如常规武器(包括小武器、地雷和战争炸药残留物)带来的发展后果;利益有关者参与发展和裁军两个领域的项目及这一方面援助的功效;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微观裁军和安全。这类工作中有许多不是在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具体背景下开展的,而是新伙伴关系和日益密切合作的成果,也是更深了解冲突的根源及裁军和发展在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的成果。

   F. 多边主义

  65. 专家组强调指出,1987年《最后文件》在第19段和第35段(b)中申明,集体方法和多边主义为裁军、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国际框架。2000年,联合国会员国一致赞同《千年宣言》,指出世界各国必须共同负责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千年发展目标、2002年《约翰内斯堡宣言》和2001年《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等文件显明,国际社会再次致力于寻找多边方法迎接安全和发展挑战,这表明在最高层有开展集体努力,实现更和平、安全和公正的世界的政治承诺。

   G. 联合国和其他组织的作用

  66. 1987年《最后文件》在第35段(c)㈨中强调,需要加强联合国及其适当机构在裁军和发展领域的核心作用。《最后文件》要求联合国在本组织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总目标下增进这些问题的相互关系。具体建议包括在新闻活动中更加强调裁军和发展的关系;促使人们共同了解非军事威胁;监测军事开支趋势,以及便利国际上在转变用途领域交流意见和经验。

  67. 1987年《最后文件》在第35段(c)㈨(d)中建议,应该加强目前在联合国进行的有系统地审查关于界定、汇报和比较军事预算数据等问题的工作。关于这一建议的行动,是按照1980年制定的《标准汇报表》,在大会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包括军事支出的透明度”的决议的框架内开展的。为了促使会员国更广泛地参加,秘书长有时同也收到会员国政府提交的军事支出报告的其他国际机构和区域机构举行磋商。此外,自2000年以来,裁军事务部一直开展密集努力,包括举办区域和次区域讲习班,鼓励更广泛地参加汇报表。此后,参加水平已经增加100%以上,但仍远远低于普遍性标准。专家组感谢裁军事务部做出持续努力以及有关国家提供支助,组织研讨会和讲习班,加强人们对这些机制的了解,以促使更多人参加。

  68. 自1987年国际会议以来,本组织已加强现有机制并建立了新机制,以处理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秘书长建立了一个部门间工作队,促使在联合国系统的活动中纳入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协调。1999年,作为秘书处政治和经济部门改组的一部分,秘书长成立了裁军和发展问题高级别指导小组,27成员包括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开发计划署署长和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指定裁军事务部向指导小组提供协调和实质性服务。指导小组确定几个潜在的方案和活动,并开展诸如组织座谈会等推广活动。然而,本组织的财政拮据状况限制了指导小组的范围和活动。28

  69. 1998年成立的小武器问题协调行动机制帮助相关联合国部门和机构共同努力,开展广泛的与小武器和轻武器有关的裁军和发展活动。

  70. 开发计划署在本组织范围内发挥具体作用,例如通过一些方案,为社区和个人提供发展奖励以交换武器,从而支持从发展角度开展一系列旨在解决与小武器和轻武器有关的问题的区域和国家活动。同样,开发计划署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已经植入较长期的发展方案规划。

  71. 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是促进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键行为者,其中主要通过技术援助与合作。

  72. 对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其他支持来自于联合国各经济委员会、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联合国排雷行动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国际劳工组织就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开展了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在国家和区域两级组织了能力建设活动,以应对蓄意使用化学和生物制剂的问题。

  73. 现在真正需要裁军界和发展界增加合作,包括捐助者和国际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合作。裁军界和发展界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裁军如何关系到并支持发展目标。然而,考虑到公正性、任务授权、人力和财政能力及资源限制等方面的关切、安全事务方面的经验,以及考虑到裁军和安全将被认为属于和传统发展问题互相竞争的优先事项,仅仅有一些行为者在其方案规划或供资活动中处理裁军问题。

  74. 1987年《最后文件》在第35段(c)㈦(d)中敦促各区域组织和机构进行分析,以期鼓励区域采取裁军和发展措施。此后,区域组织的工作更加重要,影响力更大,其贡献远远超出分析范围,扩展到制定及实施针对区域的成功裁军和发展解决方法。

  75. 人们已认识到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相互交织性质,这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中比较明显。新伙伴关系尽管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进程,但致力于采取全面合作性的跨领域办法,以便通过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安全,实现非洲和平与安全议程。这将有可能从一个新的角度,以综合方式处理被受灾国家、国际社会、捐助者和受援国习惯上看作单独挑战的问题。

  76. 民间社会各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裁军和发展两方面都是宝贵的伙伴。他们为便利政策辩论、提高认识、接触及动员公众、传播新闻及实施项目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这些团体通过利用因特网等渠道,以创造性方式成功联系到新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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