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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菲·安南在伦敦金融时报发表的特写文章
(2005年3月21日)

星期一我向联合国大会做了“大自由”的报告。对纽约的听众而言,星期一是春天的第一天,我希望这个报告标志着国际体系乃至联合国本身的新的开始。

有人也许会将它看作是来自一个他们认为过时的世界秩序一部分的组织的令人惊讶的、自命不凡的陈述,是与自由根本无甚关联的。

然而,“大自由”的字句引自联合国宪章的导言,我将它的文首词“我们人民”用作我五年前“千年报告”的标题。我这样做是想提醒将我置于我的职位、我为之负责的世界各国政府,它们在联合国中并不代表它们自己,而是代表期望它们为实现“宪章”中所陈述的目标而共同努力的它们的人民。

这些目标可以概述为和平、人权、正义和发展,但在1945年最后的那个词并不像现在这样流行。“宪章”中的实际词句是“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我们的创始人们用这样高尚的词句无疑意味着,发展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人们只有在至少获得达到体面的生活水平的公平机会时才能受益于政治自由。然而“大自由"也可以包含其它目标。人们只有在无虑战争和暴力的时候,在根本权利和尊严得到法律保护的时候才是真正自由的。人权、发展和安全是相互依存的,它们在一起可导向更大的自由。

它们也构成当前具有绝对全球吸引力的联合国纲要的三大主要支柱 简单易懂的目标而又明显地事关普通人民,不论他们是担心再一次恐怖袭击的伦敦或纽约市民,还是可能以饥饿、疾病、沙漠化和民间冲突为直接威胁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简陋住宅的居民们和村民们。

当然,联合国通常无法实现这些高尚的理想,因为它反映着世界政治的现实,尽管它努力超越它们。但是政治自由在世界上已在进展之中:首先亚洲和非洲的人民从殖民主义那里获得了自由,随后越来越多的人民摆脱了独裁,行使他们选择统治者的权利。

二十年前几乎不可想像联合国能在民主与独裁之间支持一方,或者试图介入它的会员国的内部事务。

今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至少在理论上,将自由化接纳为可取的,而联合国本身比其它任何组织更积极地促进和加强全球的民主制度和实践。仅在过去一年里,它就在二十多个国家里组织和帮助组织了选举,而且通常是在这些国家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就像在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布隆迪那样。联合国成员国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一致增加这种援助,使维护人权的国际组织更加有效和可靠。在我的报告中,我向它们建议了一个在更新的联合国中将人权与安全和发展等而视之的方案。

工业世界六十年的和平和经济增长也第一次给今天的人类提供了克服贫困和随之而来的问题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同时,在需要如何行动的问题上也有非常广泛的一致,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在2002年蒙特雷和约翰内斯堡的高峰会议达到高潮的联合国的一系列会议。以到2015年将极端贫穷减半为大胆允诺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已经成为全世界刚获得公民权的贫穷人民的一种宣言。

再也没有任何借口让远多于十亿的兄弟人民处于可怜的痛苦之中。所需要的只是富裕和贫穷国家政府的一些明确决定。

五年前,和平和安全似乎比发展更容易获得。恐怖袭击和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痛苦争论已使这一点值得怀疑,我们也不断地在非洲地几个地区面临着恶性冲突。但是,危机可能蕴含着机会。共同威胁的存在使各国更加意识到集体反应的需要。可以而且应该做出决定,加强我们共同的防卫和行动来反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武器、有组织犯罪、突发的世界性流行病、气候变化、循环性的政府崩溃、内战和种族屠杀。

联合国是主权国家提出解决全球问题共同策略的论坛,也是将这些策略付诸实施的工具。然而,如果它的主管团体 大会组织得更好,对我们秘书处给出更明确的指示和执行的弹性,并且使我们对我们的行为明确负责,那么,它可以成为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而安全理事会需要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但是同时更有能力和意愿在需要行动时采取行动。

我已经在所有这些方面提出建议性的决定,挑战世界领导者们在九月的联合国高峰会议上用行动作出回答。到那时,北半球的秋天即将来临。但是,如果世界领导者们负起责任,联合国的再生和更新将刚刚开始,随之而来的是重建的对一个更加自由、公平和安全的世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