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冲突

  达尔富尔当前冲突的起因是错综复杂的。除了因荒漠化、易于获取现代武器和上文提到的其他因素而导致部落世仇之外,与特性有关的深层因素、治理、以及得到某些部落民众支持的武装反叛运动的出现,都在当前危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显然,达尔富尔的两个反叛团体“苏丹解放运动/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在2001年和2002年群起反抗喀土穆政府,已被认为是达尔富尔问题的主要起因。这两个反叛团体虽然只有松散的联系,但反叛的理由大同小异,包括达尔富尔及其人民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被边缘化等。此外,反叛运动的成员主要从某些部落的当地村庄自卫队中吸收,而自卫队的组建是为了对付其他部落日益频繁的袭击。两个反叛团体都有明确阐述的涉及整个苏丹的政治议程,它们要求苏丹所有团体和地区都能更加平等地参政。解运/解放军成立之初名叫“达尔富尔解放阵线”,当时的议程以达尔富尔人民的地位为重点,后来才把议程扩大到整个苏丹。正义与平等运动的议程以一种宣言(2001年发表的“黑皮书”)为依据。“黑皮书”基本上力求表明在权力和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平等,指出达尔富尔及其居民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居民一直被边缘化,在喀土穆中央政府中没有执掌有影响力的职位。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运动都不是从部落的角度提出论据,而是为所有达尔富尔人说话,而且袭击的对象主要是政府设施。在政策制订方面,在南部的人运/解放军(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人民解放军)的“新苏丹”政策看来也对解运/解放军产生了影响,而正义与平等运动则似乎更受政治伊斯兰教潮流的影响。此外,由于政府与人运/解放军之间的和平谈判迅速推进,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可能会成为其他团体仿效的实例,因为武装斗争显然能使与政府的谈判有丰厚的收获。还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一政策有着广泛的基础,但两个反叛运动的绝大部分成员基本上都来自三个部落:富尔、马萨利特和扎格哈瓦。

  普遍认为,反叛运动是在2002年底和2003年初首先开展军事活动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地方警察所,反叛分子将那里的政府财产和武器洗劫一空。政府最初似乎对这些攻击大吃一惊,但显然没有还击能力,也不认为叛乱是一个严重的军事问题。此外,对政府而言,由于当时正在同人运/解放军进行紧锣密鼓的和平谈判,而且谈判正在迅速推进,叛乱来得尤其不合时宜。

  有迹象显示,政府最初对乍得卷入危机感到关切。2003年4月,巴希尔总统前往北达尔富尔州府埃尔法希尔,与乍得总统伊德里斯·代比及达尔富尔当地的许多政治和部落首领会面,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危机的办法。代比总统向巴希尔总统保证,乍得没有卷入这场冲突。

  2003年3、4月份,反叛分子攻击库图姆、提内和埃尔法希尔的政府机构,包括埃尔法希尔机场的军用部分。反叛分子摧毁了停在那里的多架军用飞机,并杀死了许多士兵。后来有一名空军指挥官被反叛分子俘虏,并被关押三个月。尽管政府作出努力,他也只是在部落调解之后才获得释放。

  大多数报告显示,政府措手不及,无能力应对这样的快速军事攻击,对攻击的强度大为吃惊。此外,反叛分子抢夺的政府武器也强化了他们的能力。另一个问题是,政府显然缺乏充足的军事资源,因为许多政府部队仍然驻扎在南部,而驻扎在达尔富尔的部队则集中在各大城市中心。在反叛分子开始攻击农村警察所之后,政府决定将大部分警察部队撤往城市中心。这表明政府对农村地区并无事实上的控制,而农村正是反叛分子的基地。政府还面临另外一个挑战,因为苏丹武装部队的大部分官兵是达尔富尔人,他们几乎肯定不愿意打击“自己”人。

  从手头掌握的证据和包括政府本身提供的各类资料看,由于面对两个反叛运动的军事威胁,加上部署在达尔富尔的军事能力严重不足,政府显然要号召当地部落协助打击反叛分子。这样,政府就利用不同部落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

  针对政府的号召,并考虑到荒漠化日益侵蚀,几乎所有无传统家园但渴望定居的阿拉伯游牧部落都作出了响应。他们也许认为这是获得土地分配的机会。政府一名参与招募这些部落的高级官员向委员会透露,部落首领获赠金钱和财物的多少,取决于他们招募人员的努力和所提供的人数。此外,政府还动用各州预算,通过部落首领向人民保卫部队的一些成员发放工资。政府并不接受所有部落提供的人员。一名马萨利特首领告诉委员会,马萨利特部落愿意向人民保卫部队提供大约1 000人,但据他所说,政府不予接受,原因可能是认为这些新招募的人员会借此机会取得武器,然后转而反抗政府。有些报告还显示,一些来自乍得、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响应这一号召,而政府非常愿意招募他们。

  这些“新兵”后来被平民百姓和其他人士称为“金戈威德”,这是达尔富尔的一个传统词语,指骑马或骑骆驼的武装土匪或强盗。下文将对这些行为人作更加详细的介绍。

  早在2003年8月,乍得总统代比在阿贝歇召开苏丹政府代表与反叛团体会议,开始了旨在为冲突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但正义与平等运动认为乍得的调解带有偏见而拒绝参与会谈。2003年9月3日,会谈各方签署了关于停止敌对行动45天的协定。在乍得调解下,随后又举行了几轮会谈。2004年4月8日,政府同解运/解放军及正义与平等运动签署人道主义停火协定,5月28日在恩贾梅纳签署关于停火方式的协定。在非洲联盟调解下,随后又在亚的斯亚贝巴和阿布贾举行了和谈。11月9日,政府、解运/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在阿布贾签署两项议定书,一项关于改善人道主义状况,另一项关于加强达尔富尔的安全局势。在此后的谈判中,各方一直未能消弭分歧和确定全面解决冲突的办法。

  除政治谈判之外,非洲联盟还通过驻苏特派团,以设立达尔富尔非盟停火委员会、包括部署监测员的方式,在设法解决冲突和监测停火方面发挥牵头作用。尽管作出了所有这些努力,也签署了多项议定书,2005年1月仍有关于反叛分子与政府及其民兵之间开战和违反停火的报告。

  除反叛分子与政府和金戈威德之间的战斗之外,冲突中最值得注视的是对平民的攻击,造成村庄全部被摧毁和焚烧,大部分平民百姓流离失所。

(节选自:S/2005/60《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给秘书长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