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推行这种仅按照在最发达国家已经高度发展的知识经济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惟一模式。因为这种惟一模式无疑会拉大已经存在的鸿沟并导致新的排斥方式的产生,这些不仅会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还会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当然,在这个阶段,知识经济仅仅是作为各种转变汇集后的特征。这些转变包括知识投入的增长、新技术的传播、促进知识普及的制度改革。然而,这种变化很可能最终导致以私有制竞争市场为基础的组织形式的普及,而发明和创新过程的私有化可能会使自由获取信息本身成为问题。知识和信息之间日益加深的概念混淆充分说明了这种潜在的偏离。此外,鉴于最发达国家为达到知识经济尚需花费巨大投资以及目前巨大的数字鸿沟、知识鸿沟和始终存在的发展差距,如何能期望众多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知识经济?

  再者,应注意不要让联合国关于建立知识社会的观点看起来像是要改变知识经济或信息社会这些模式的特殊模式。因为对于发展而言,只有“量体裁衣”的措施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不论是关于新技术利用还是关于科学研究及其成果与发展政策相结合,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常常具有不切实际的缺点。对于最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平衡以及各国内部日益加深的知识鸿沟的严重性,我们还远没有重视起来。在一些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农村人口通常占据绝大多数,他们首当其冲成为实现知识社会必然进程中的受害者。

  知识经济不能独立构成知识社会方案的基础。因为它不能涵盖知识的所有层面。在这些层面中还包括一些无法商品化的价值。而在这些价值中,我们特别强调推进知识有效共享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一些不发达国家有可能沦为全球化知识的简单消费者。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人才流失,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或卫生方面的人才流失,确实使这些国家丧失掉很大一部分科学人才和科研能力。真正的知识共享要求很多转变,这些转变将不仅仅局限于通过网络进入农业、卫生和信息技术等重要领域的数据库。国际社会应该采用各种手段来应对包括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及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和疟疾等传染病的防治在内的重大挑战,目前在这些方面科研投入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理由谈论面向全民和世界各国的知识社会。

  另一个应当避免的危险是:只要一想到真正知识社会的发展阶段,几乎都会倾向于技术决定论。因为,对于创新的机械看法无法体现它的不可预见性。应该在全体社会参与者广泛民主协商的基础上确立长期社会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迈向知识社会的真正演变。然而这种讨论目前还仅限于少数社会、机构参与者或国家,它们通常以不同形式遵循着以知识为基础,本质为精英主义的经济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