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公众与知识社会

  “倘若每个国家能够完全进入广阔的世界科技社会,以利于独立地开发其科技能力,那么,公众可能会就遗传基因或纳米技术这样的与新技术相关的利益和风险课题进行真诚的讨论,以便使熟悉情况的决策得以做出,使其引入日常生活之中”。科菲·安南在此陈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怎样与大众讨论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赌注在科研和革新的领航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另外,科学技术在那些最通常的活动中的不断崭露,已经激起了某种紧迫的伦理思考。近些年来最活跃的国际争论不是无谓的,其中涉及到无性繁殖、人类胚胎或遗传基因的法律地位,这些问题触及到物种根本的生命悠关的进程,如生殖、食品或环境。

  这样的进化要求重新评价科学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无论涉及到决策者、科学家或是民间社会。其实,当前的争论范围超出了科学政策的传统范畴(科研大方向、人员的培训与招募、国际合作,等等)。从此,科学与技术属于最广义的管理(范畴)。科学管理是通过一项确定标准的工作体现的,管理尤其是各国政府机构和多边国际组织的事情;但它也涵盖了加强科学的伦理能力和科学的教育;此外,管理应当伴随着民众关注的敏感问题,利用科技成功的媒介,倾听公众的呼声。

科技的良好管理

  人类越来越多地对其驾御自己的创造物的能力提出疑问。其实,科学的进步引导人们提出一些全新的问题,并且这些新问题往往使传统当局——无论是国家、科学、宗教、团体或是民间的当局——没有真实的能力转变这些变革的方向及其伦理、社会的后果。这种不确定性也许解释了公众舆论中表示对科学的部分不信任,有时面对科学进步给环境和人类的未来所带来的后果表示无所谓。更多..

科学教育危机?

  当人们提及建设知识社会的时候,重大前景的问题之一是在科技领域招募高素质人员。驾驭技术对知识社会的良好运行肯定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为了保障知识社会的长久发展,只掌握技术是不够的。使用复杂科研的基础设施(用信息化、往往是自动化体系),实际上需要大量的工程师和能够控制、维修基础设施并能调整新工具技术的技师。还需要一些行政人员参加研究中心——比如生产中心的管理。另外,工业、服务业和技术基础设施需要日益增多的工程师和技师。因而,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地自问,在南方和北方国家,教育体制是否能够培养高水平的数量足够的技师、工程师和研究员,以便使知识社会能够遵守所有的诺言。更多..

促进科学文化

  科学与技术日益出现在日常生活和大众的辩论中。传播一种地道的科学文化从此对实施民主治理成为不可或缺的。若无这样的文化普及,就会加重个人、性别、各代人、各个团体或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这要看他们是否具备适应知识社会的活力环境的科技知识。科技社会有必要加快“科学扫盲”的步伐,使每个人能够做出个人抉择,如在医疗方面或集体方面,使用个人资料。公众不一定需要拥有教科书中的全部科学知识,但至少能够判断专家发表的论据的中肯性,了解负责人设想的经济措施所带来的可能的影响,进行自然或卫生方面的对话。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