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长在杜鲁门总统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讲话

2006年12月11日,密苏里州独立城



  感谢哈格尔参议员的精彩介绍。由这样一位卓越的立法者作介绍,我感到十分荣幸。我还要感谢迪瓦恩先生和他的所有工作人员,感谢联合国协会堪萨斯城分会,感谢各位为这次活动尽心尽力。

  来到密苏里我感到高兴,也感到荣幸,感觉就像返乡。大约50年前,我曾在这里北边约400英里外的明尼苏达求学。我是直接从非洲来的,可以坦白告诉你们,到达明尼苏达不久,我就明白厚厚的棉衣、温暖的围巾、甚至还有耳罩是多么重要!

  当你离开一个家来到新家的时候,就会有许多要学的东西。当我离开明尼苏达加入联合国的时候要学的东西就更多了,因为联合国是整个人类大家庭不可或缺的共同的家。在过去44年里联合国也是我最主要的家。过去十年中,我担任的秘书长的工作困难重重,但又令人振奋。今天我想特别谈一谈在此期间学到的五条经验教训。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纪念哈里·杜鲁门遗产的地方谈论这个话题特别合适。如果说罗斯福是联合国的设计师,那么杜鲁门总统就是联合国的总建筑师,是联合国诞生初年的忠实倡导者。当时联合国面临的问题与罗斯福所预期的问题大不相同。杜鲁门的名字将永远与在这一伟大的全球事业中具有远见卓识的美国领导人的才干一起载入史册。各位会发现根据我的这五条经验教训最终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这种领导才干的渴求比起60年前来丝毫没有减弱。

  我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都与别人的安全息息相关。

  • 这一点在杜鲁门时代就是如此。杜鲁门总统曾在1945年下令使用核武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希望这是唯一的一次。他明白一些人的安全再也不可能通过牺牲其他人的安全来获得。在旧金山联合国成立会议上,他向与会者表示,他决心“防止灾难[指世界大战]重演,以免全世界多年受难,这是人心所向,希望所在”。他坚信从今以后安全必须是集体安全,不可分割。因此,1950年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时,他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把美国部队置于联合国旗下,由联合国统领多国部队。


  • 今天在我们这个开放的世界里,这一点更加千真万确。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无赖国家能获得致命武器,而且极端主义团体也能获得这些武器;在这个世界上,非典或禽流感的传播可在数小时内跨越大洋,更不用说是跨越国界;在这个世界上,亚洲或非洲腹地的一些陷于崩溃的国家有可能会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气候的变化也影响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


  • 面对这样的威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寻求凌驾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而实现自己的安全。我们都承担着彼此安全的责任,只有努力彼此实现安全,我们才能希望实现自己的长久安全。


  • 我再补充一点,这种责任并不仅仅意味着各国在遇到攻击时互相帮助,当然这也很重要。这种责任还包括我们要共同承担责任来防止人民遭受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在去年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所有国家都庄严接受了这一责任。这意味着政府屠杀自己人民时不能再用尊重国家主权作为盾牌,其余的人也不能再以此为借口对这种十恶不赦的罪行袖手旁观。


  • 但是,正如杜鲁门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只是口唱高调,吹嘘鼓舞人心的理想,然后倒行逆施,那么后代人就会对我们感到愤怒。”当我目睹达尔富尔人民遭受杀害、强暴和饥饿时,我担心我们除了“口唱高调”,并无多少作为。这条教训也就是说,除非有力量者准备带头行动,有效干预,施加政治、经济压力,或在万不得已时动用军事力量,否则象“保护责任”这样的高调理论将纯属空谈。


  • 我相信我们有责任保护资源,这不仅是为今世的利益,而且是为后代的利益,因为资源属于我们,也属于他们,没有资源,就没有人能够生存。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紧急行动,防止或减缓气候变化。我们无所作为或者作为甚微的每一天,都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更加高昂的代价。

  我的第二个经验教训是,我们大家不仅为彼此的安全负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为彼此的福祉负责。全球团结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 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没有一定的团结,任何社会都无法真正稳定,没有人能够真正保障其繁荣。这不仅对国家社会如此——如20世纪所有伟大的工业民主国家所认识的——而且对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越来越一体化的全球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如果以为一些人可以从全球化中不断得到巨大好处,而让数十亿其他人陷于赤贫,甚至被抛进苦海,那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让其他人不仅在每个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至少有机会分享我们的繁荣。


  • 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年前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要在2015年年底之前实现的一系列目标——“千年发展目标”:那就是使全世界没有清洁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半;确保所有男童或女童都能至少获得初级教育;降低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遏制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等。


  • 大部分工作只能由穷国的政府和人民自己去做。但较为富裕的国家也有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哈里·杜鲁门倒不失为一个先驱。他在1949年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发展援助的方案。我们在动员捐助国通过减免债务和增加外援支助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成功使我坚信,全球团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 当然,仅仅靠外援是不够的。如今我们认识到,市场准入、公平贸易条件、不歧视的金融制度对穷国的机遇同样重要。甚至在今后这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你们美国人就可以极大地影响千百万穷人的命运——倘若你们想要拯救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话。你们可以让某些有权有势的部门游说集团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大利益,同时挑战欧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这样做。

  我的第三个经验教训是,安全与发展说到底取决于对人权和法治的尊重

  • 我们这个世界虽然越来越相互依赖,但却依然四分五裂——不仅由于经济情况不同,而且由于宗教和文化各异。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纵观历史,人类生活因差异而丰富多彩,不同的社区相互学习。但是,如果我们各社区要和平共处,我们就必须强调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因素:我们共同的人性,我们认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共同信念。


  • 这对发展也同样重要。外国投资者和本国公民只有在知道他们的基本权利会受到保护,相信法律会公平对待他们的时候,才更可能从事生产性的活动。只有最需要发展的人能够发表他们的意见,真正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才更可能获得采纳。


  • 简而言之,人权和法治对全球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正如杜鲁门所说,“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以我们的行动明确证明权利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一直走在全球人权运动前列的原因。但美国只有继续坚持它的原则,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也不例外,才能始终走在前面。当它似乎抛弃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时,海外的朋友自然会感到不安和困惑。


  • 各国对彼此和本国公民都需按规则办事。这有时可能不太方便,但真正关键的不是方便,而是要做对。任何国家都不能使自己的行动在别人眼中变得正当。在使用强权,特别是武力的情况下,全世界只有相信使用的目的得当——为了普遍认同的共同目标,符合普遍接受的规范,才会认为它是正当的。


  • 没有哪一个地方的社区有法治过度的问题,许多社区法治不够,包括国际社会在内。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点。


  • 美国给全世界作出了一个民主的榜样。它显示了任何人,包括最有权势的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美国目前在全世界的优越地位给予它在全球巩固这些原则的宝贵机会。正如哈里·杜鲁门所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不管我们多么强大,我们决不能容许自己为所欲为。”

  我的第四个经验教训与前面一个密切相关,那就是,政府必须为其在本国和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负责。

  • 如今,一国的行动常常可以对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一国对其他国家及其国民难道不像对自己的国民一样负有某些责任吗?我认为是的。


  • 而现在的情况是,国家间的问责制极不对等。穷国和弱国由于需要外国援助很容易受到追究。而大国和强国虽然其行动对他国的影响最大,却只能由其本国国民通过本国机构对其进行制约。


  • 这就使这类强国的人民和机构既有考虑国家观点和利益又有考虑全球观点和利益的特殊责任。如今,他们还需要考虑联合国称之为“非国家行为者”的观点。我指的是商业公司、慈善团体和压力集团、工会、慈善基金、大学和智囊团——所有使人们自愿汇聚一起思考或试图改变世界的各种形式。


  • 上述任何行为者都不得替代国家,也不得替代公民借以选择政府和决定政策的民主进程。但是,所有这些行为者都有能力在国际上和国内影响政治进程。如果国家企图对此视而不见,则无异于采取鸵鸟政策。


  • 事实上,各国再也不能——如果说以前曾经能够——单独面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我们日益需要寻求这些行为者的帮助,需要它们帮助我们制定全球战略并且在商定全球战略后实施这些战略。在担任秘书长期间,我奉行的指导原则之一是,让这些行为者帮助实现联合国目标,例如,通过我1999年发起的与国际企业界的全球契约寻求帮助;又例如,在世界防治小儿麻痹症行动中寻求帮助,由于联合国大家庭、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和——非常关键的——国际扶轮社建立了极好的伙伴关系,我希望这项行动已经进入尾声。

  以上是我总结的四条经验。我谨简短地重复一下:

  第一,我们每个人都应对彼此的安全负责;

  第二,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从全球繁荣中受益;

  第三,安全和繁荣都取决于人权和法治;

  第四,各国在国际行动中必须相互负责,并对广泛的非国家行为者负责。

  我总结的第五条、也是最后一条经验不可避免地来自前四条。我们只有通过一个多边系统共同努力,只有最充分地利用哈里·杜鲁门和他的同代人留给我们的独特工具——联合国,才能完成上述所有工作。

  • 事实上,各国只有通过多边机构,才能相互问责。因此,必须以公平和民主的方式组织这些机构,使贫穷和弱小国家对富裕和强大国家的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尤其如此。这些机构的决定对发展中国家命运具有生死性影响,应该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机构的发言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是这样,其组成情况体现的仍然是1945年的现实,不是今日世界的现实。


  • 因此,我持续推动安全理事会改革。但改革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应该增加新的常任或任期时间长的成员国,增加今天发言权有限的世界各地区的代表性。另一个或许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安理会所有成员国以及特别是担任常任理事国的大国都必须接受伴随其特权而产生的特别责任。安全理事会不仅仅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另一舞台。可以说,它是我们正在形成的集体安全体系的管理委员会。


  • 杜鲁门总统曾经说过,“伟大国家的责任是为世界各国人民服务,不是统治他们。”他显示了当美国担起这个责任时所能取得的成就。时至今日,如果美国置身事外,没有一个全球性机构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但如果美国充分参与,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

  这五条经验可以总结为五项原则,我认为,这五项原则对今后的国际关系至关重要:集体责任、全球团结、法治、相互负责和多边主义。三个星期后,我将向新秘书长交棒,我要庄严地将这些原则赠送给你们。

  朋友们,自联合国于1945年建立以来,我们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仍然需要作出许多努力,实施这五项原则。

  我站在这里,想起了温斯顿·邱吉尔在杜鲁门1953年离职之前对白宫的最后一次访问。邱吉尔回顾了他们以前唯一的一次会晤,即在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的会晤。他大胆地说,“先生,我必须坦承,我当时非常看不起你,我恨你替代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位置。”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对你的判断是大错特错了。自那个时候以来,你挽救了西方文明,你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挑战不是挽救西方文明——也不是挽救东方文明。这里涉及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各国人民携起手来,我们才能挽救文明。

  在上个世纪里,你们美国人为建设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有效多边系统作出了重大贡献。与60年前相比,你们今天对这个系统的需要减少了吗?这个系统对你们的需要减少了吗?

  显然不是这样。美国人民和人类其他人民一样,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系统,世界各国人民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共同面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这个系统仍然非常需要美国人民发扬杜鲁门传统,高瞻远瞩,承担起领导责任。

  我希望而且祈祷,今天和明天的美国领导人将会承担起这个领导责任。

  非常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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