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长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

2006年11月28日



  能有机会应邀来此讲话,我深感荣幸,因为你们这个学校是以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命名的,而他则是多边主义的伟大先驱,世界和平的倡导者,他所力推的主张之一是国际社会商定对致命武器的限制。

  普林斯顿与对艾伯特·爱因斯坦和许多其他伟大科学家的记忆难以分解,他们在使美国成为第一个核大国这方面发挥了作用。这就使得我今晚在此演讲尤其合时宜,因为我的演讲主题是核武器的危险以及防扩散和促进裁军以应对这一危险的紧迫性。我要努力阐明的是,裁军与不扩散这两个目标是密不可分的,要在其中一个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就必须在另一方面有所进步。

  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感到不安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同一件事物感到不安全。不同的威胁对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民具有不同的紧迫感。

  也许绝大多数人都会把经济和社会威胁,包括贫穷、环境退化和传染病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

  其他人或许会强调国家间冲突问题;还有其他人或许会强调内部冲突问题,包括内战。许多人,尤其是在但并不仅在发达国家,如今会把恐怖主义作为最优先考虑问题。

  事实上,所有这些威胁都互为关联,都超越国家疆界。我们需要共同的全球战略来应对所有这些威胁,而且各国政府确实正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协力拟订和实施这样的战略。一个完全缺乏任何共同战略的领域却正是一个很有可能给所有人带来最大危险的领域,那就是核武器。

  我为何认为这是最大的危险?理由有三:

  第一,核武器对全人类构成一个特别的生存威胁。

  第二,核不扩散制度现正面临重大信任危机。北朝鲜已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印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则从未加入过。对伊朗的核方案至少可以提出严重置疑。而这又引发了对现有核大国在不扩散方面所采取的个案办法的理法性和可信性的置疑。

  第三,恐怖主义的抬头以及核武器可能落入恐怖分子之手这样一个危险大大增加了核武器被使用的危险。

  上述威胁是严峻的、全方位的,然而,世界各国政府却是选择性地、而不是全面地处理这一威胁。

  从某方面讲,这可以理解,因为全球自我毁灭这样的想法简直是想都不敢去想的。但这不能成为理由。我们必须努力去想象核弹在世界上一个甚至几个大城市爆炸或是两个核武装国家全面对抗而产生的人类和环境后果。

  我重视核武器问题,但这并不是要降低化学和生物武器的严重性,它们也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被国际条约所禁止。事实上,恐怖主义的一个最严重、但却受关注不足的威胁是恐怖分子使用生物武器,我们亟需对此威胁有新认识、新思维。

  不过,核武器最危险。只要一颗核弹便能摧毁整个城市,广岛和长崎便是可怕的例证。而今天的核弹要比那时候的威力大许多倍。核武器给全人类带来了不同寻常的威胁。

  40年前,由于认识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这一威胁,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一起达成了一宗“大交易”,那就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这项条约实质上是当时已被确认的核武器国家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一份“合同”。核武器国家承诺诚意谈判核裁军,防止核扩散,并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同时分别宣布不以核武器威胁非核武器国家。其他国家则承诺不获取或制造核武器,并将所有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制度下。因此可以说,条约的宗旨是防止核扩散并推动裁军,同时保障所有国家在具体条件下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的权利。

  《不扩散条约》于1970年开始生效。从那时直至前不久,该条约普遍被视为全球安全的一个基石。它扛过了批评者的种种严重消极预测。核武器并没有、而且至今也没有如约翰·肯尼迪和其他人在1960年代预测的那样扩散至几十个国家。事实上,放弃核武器雄心的国家要多于获取核武器的国家。

  但在近几年,《不扩散条约》面临衰弱批评,因为国际社会无法商定如何适用该条约来处理南亚、朝鲜半岛和中东的具体危机;因为有几个条约缔约国据称正在谋求发展核武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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