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长在纽约医学院研究员第159次年度例会上的讲话

2006年5月9日,纽约



  感谢Barondess博士所说的友好之辞。

尊敬的各位研究员,

女士们,先生们,

  很荣幸而且很高兴能够参加此次例会。在医学院举行第159次年度春季会议之际,联合国刚刚庆祝了自己的六十周年。显而易见,联合国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赶上你们。

  事实上,置身于纽约医学院研究员当中让我在许多方面感到卑微。对我所处理的政治问题进行分析的确需要一些诊断能力。但我没有使用显微镜的技能,解剖学知识也很有限,所以我并不是很有资格参加这次聚会。

  在我的工作中,我们采取预防措施,努力避免武装冲突,各项行动更多涉及维持和平部队和蓝盔而不是解剖刀和麻醉剂。如果在联合国大会提到希波克拉底,许多大使可能觉得他们又被指控为伪君子。事实上,有些人可能会说,如果遵循希波克拉底的第一原则,即“首先,不要伤害”,我们能够做更多事情。

  但我们联合国大家庭的确知道,人类健康对我们促进全世界发展和安全的使命至关重要。

  自我第一次开始在联合国大家庭的职业生涯以来,我一直深深意识到这个问题。你们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的第一份工作实际上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当时,刚刚发现四种体液不久;正开始使用节育药丸;此后多年才消灭天花;整整二十年后艾滋病才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词汇。

  纽约医学院研究员亲眼目睹时代的进步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自纽约医学院成立以来,在美国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主要是因为征服了传染病。这一进步持续至今。但如果一些进步在几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一些挑战也如此。

  你们通过改善人民健康的使命,特别是城市中处境不利者的健康,已经看到这种情况的生动实例。

  你们注重城市健康,这非常有利于了解全世界的健康挑战。你们面临的问题,包括健康差异、艾滋病毒/艾滋病和获得护理等,显然与我们在全球面临的问题相同。

  今天,多半人生活在城市,即30多亿人。大约10亿人,即每六人中有一人住在城市贫民区,没有适当的住房和基本服务。预计在今后的25年中,这一数字将增加到20亿。随着贫穷日益城市化,最贫穷国家将受到最大影响。

  城市贫穷反过来成为疾病和健康不佳的切入点。数以百万计人无家可归。最脆弱群体,包括妇女儿童,首先成为暴力、犯罪、过度拥挤和所有健康危害的受害人,这些健康危害与迅速增长的城市中非人的生活条件有关。

  正是在这些城市杀戮场,各种流行病的死亡率最高。我们时代的最大杀手——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情况都是如此。

  让我们看看这三大疾病的征状,以及每个疾病的影响。

  每年至少发生3亿个疟疾重病例,导致每年100多万人死亡,其中10人中有9人在非洲,主要是儿童。疟疾是非洲五岁以下死亡率的主因,占非洲大陆已经负担过重的公共卫生开支的40%。

  每天有5 000人死于结核病。每年150多万人死于肺结核,每年查出800多万个新病例。非洲是此类病例继续增加的唯一大陆。去年,非洲卫生部长宣布肺结核紧急状况。

  我们要战胜肺结核,就必须在防治让许多人无力抵御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方面取得进展。去年,大约300万人死于艾滋病,妇女和年青人所占比例过大,其死亡率不断升高,令人震惊。艾滋病继续造成破坏,非洲受害最大。艾滋病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全球化、最具破坏力的流行病。由于艾滋病主要夺取成年人性命,所以艾滋病助长贫穷,使数百万名儿童成为孤儿,并不断侵蚀公共服务,如警察、武装部队、教育和地方政府,当然还有公共卫生。因此,艾滋病不仅给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障碍,而且对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这就是多年来我将防治艾滋病作为我个人优先事项的原因所在。

  女士们,先生们,过去几年的经验迫使各国政府承认,我们所面临的健康挑战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国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

  在2003年的三个月期间,30个国家8 000多人感染萨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初级和高级保健系统都受到损害。

  去年,禽流感迫使三个大陆宰杀数百万的牲畜,因为专家警告说,这种病毒能够发生变异,引发人流感。禽流感始于1918年,致使5 000多万人丧生,而这发生在航空旅行时代之前。

  意外或故意释放致死生物剂可造成相同或更严重的后果。这些风险肯定会随着生物技术继续发展而增加,超出我们制定必要保障措施和条例的能力。

  虽然对我们生物安全的所有威胁各不相同,但相互联系。我们必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别无他择。我们必须放弃我可将其比作没有建设和平之维持和平的保健措施:虽然非常人道和重要,但往往缺乏必要的长期努力,以巩固成果并使之可以持续。

  这要求就一些优先事项采取行动:

  第一,我们必须摒弃公共卫生挑战只是公共卫生问题的概念。重大挑战,如艾滋病、儿童生存和大流感威胁等都是发展问题,有时是安全问题。必须在政府、民间社会、商界和财政的最高级别作出反应。我们必须放弃传统的官僚思维,跨部委开展工作,努力制订综合办法。

  关于综合办法,请看艾滋病危机。在未及时行动而造成不幸之后,在必要级别作出了反应,包括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世界贸易组织、非洲联盟和八国集团举行会议。目前,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亲自带领自己的国家对付艾滋病。只有这样,世界才能最终有可能战胜这一大流行病。

  第二,我们必须分配更多资源用于疾病监测和应对。去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新的世界卫生条例,这是促进全球努力遏制疾病爆发的一个大胆和必要的步骤。各国政府必须更加关注地方和国家早期监测和应对的能力,并为此分配更多资源。捐助者,即使出于私利,也必须同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并向他们提供援助。

  第三,公共健康不仅取决于医疗技术和措施,而且同样取决于赋予妇女权利、人权、教育、健康环境和体面工作等因素。我们必须就这一认识采取行动。正是这种认识构成了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各国政府商定的整套目标是在21世纪建立更美好世界的蓝图。

  第四,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作出新的认真努力,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全民保健制度。这项挑战的核心在于,应处理许多发展中国保健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

  过去几年中,显然保健制度远未配备齐全,难以应付所面临的日益增多的挑战。在世界许多地方,保健劳动力处于严重危机。全球人口不断增加,在许多最贫穷的国家中保健人员的数目却在下降。

  在发展中国家,保健人员面临经济困难、不断恶化的保健基础设施和社会动乱。这些问题很复杂,包括工作条件和薪金;缺乏适当培训;训练有素和技术娴熟的专业保健人员流入较富裕国家。艾滋病对保健人员的打击尤为沉重,不仅夺走他们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而且夺走他们病人的健康和生命。

  仅非洲就需要100万新的保健人员,以达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最低要求。必须大幅增加人力,否则将无人管理儿科免疫接种工作;无法遏制传染病爆发;可治愈的疾病仍得不到治疗;妇女继续不必要地死于分娩。我们当然不能在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方面取得应有的进展。

  要解决人力危机,就必须在国家和国际二级建立伙伴关系并进行合作,不仅是跨部门,包括教育、运输和财政部门,而且在保健劳动力中。

  这要求我们在国家和国际二级围绕国家保健应急计划建立联盟,把专门技能、创新战略和政治支持结合起来。

  这要求我们更直接处理劳动力短缺问题。这意味着探讨新的人力资源政策,以保留保健人员,确保处理在他们整个职业生涯中所关切的问题。

  这需要作出实质性财政承诺,以培训新人员并支付他们的薪金。

  我们应依靠发展中国家现有人才,打造一支既能满足人民日常需要又能处理当代头号杀手的劳动力队伍。这意味着变革,其规模不亚于上个世纪初美国发生的变革:美国保健制度中的各种民间行医者改为受过医学教育的医生。

  今天,一些富裕国家从海外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引进多达25%的医生和护士,此举为个人提供了机会,但却弱化了他们故土的能力。与此同时,许多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我们在人类健康方面相互依赖。他们能够基于这项理解采取行动,大幅增加对海外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造福于所有国家。

  他们能够增加对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支助。该基金在成立后短短几年内,已经成为防治三大流行病方案的主要资助者。

  他们能够增加对艾滋病规划署工作的支持。规划署在防治艾滋病流行病方面集中了联合国大家庭10个不同部门的努力和资源。

  他们能够投资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疟疾防治战略和国家防治疟疾战略。

  他们能够帮助执行世卫组织去年发起的杜绝肺结核全球计划的各项决议。如果该计划得到充分执行,我们能够在今后十年拯救1 400万人的生命,但每个人都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

  他们还能够帮助履行集体责任,确保所有国家,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在万一发生禽流感时都得到保护,并作好准备。

  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美国是至关重要的伙伴和慷慨的支助者。没有美国的捐助,我们就无法打贏全球健康这场战争。与你们医学院相似的组织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协助培养继续提供捐助所需要的认识和警觉性。

  感谢大家今天聆听我的讲话。你们致力于全世界人类健康事业,这一点尤其让我受到鼓舞。我希望更多的人以你们为榜样。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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