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贸易、投资和发展问题的报告，其中一项主要建议是将更多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用于这些国家的生产部门。在接受《非洲复兴》的金斯利•伊格勃 (Kingsley Ighobor) 采访时，贸发会议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非洲司司长保罗•阿基武米 (Paul Akiwumi) 阐述了这个报告以及其他问题。以下是访谈摘要：
我们从2019冠状病毒病谈起吧。您认为，对于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这次大流行病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次大流行病表明最不发达国家极易受到外部冲击。目前，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海外发展援助会受到什么全面影响尚不明确。但是，我们希望在最弱势国家生活的11亿人的健康和福祉不会受到严重影响。贸发会议建议最不发达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以更好地协调与分配所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并强化问责。这些国家应优先考虑进行结构转型，增强生产能力。
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在2019冠状病毒病过后可能面临不稳定状况，您希望对捐助国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此前，许多发达国家承诺将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其中，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将占各自国民总收入的0.15%至0.20%。国际社会应当履行这一承诺。作为干预措施，捐助国提供的赠款应该比贷款更多，以免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恶化。
贸发会议最近就最不发达国家这个议题发布了多份报告，其中有一份主要关注官方发展援助的管理。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报告提到最重要的一点是，目前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大多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此外，官方发展援助中约70%用于社会部门，仅约20-25%用于生产部门。最后一点，官方发展援助中的贷款已超过赠款。这意味着受援国借的钱越来越多，债务正在迅速增加。这非常令人担忧，因为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已经负债累累。
如果官方发展援助大部分用于生产部门，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问题在于，我们在社会部门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可是，如果没有坚实的生产部门，大学生毕业后就找不到工作，我们对卫生、健康等社会部门的所有投资也就失去了意义。对生产部门进行投资，就是要实现经济多元化，确保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捐助国通常不是都将官方发展援助与特定部门挂钩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如何推动官方发展援助朝生产部门重新分配？
我们在报告里要求用新的方式来管理官方发展援助。我们要求由受援国决定官方发展援助的优先部署部门，这样一来，既能够控制执行情况，又方便建立问责制框架。如果官方发展援助仅流向社会部门和基于项目的活动，国家会面临内部人才流失，人们会从政府机构流向这些能提供高薪岗位的项目。
可否通过影响捐助国来改变当前的模式？
我认为大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目前是想把事实摆出来。要知道，在过去40至50年里，只有极少数国家脱离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策略，如果一切照旧，就不可能获得不同于以往的结果。捐助国和受援国政府应当意识到需要改变官方发展援助的交付方式。
自2011年《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通过以来，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每年仅增加2%，远低于此前《2001-2010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指导期间的7%。当前的趋势是否令人担忧？
各国需要重点关注官方发展援助在哪些方面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调动国内资源和征税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如果生产部门不能蓬勃发展，国家就不可能征到多少税。我们要确保捐助国的援助流向各国国家发展计划指明的正确部门，而非根据捐助国的意愿来决定援助哪些部门。至于行动议程，已经有新的行为体参与进来了，尤其是私营部门也参与进来了。我们需要谨记，我们需要支助的是受援国本国的公司，而非跨国公司。
报告中还提到，非洲国家由于生产基础薄弱，无法调动足够的国内资源用于发展。但有人认为，非洲国家本土资源充足，如果能有效地调动这些资源，就可以减少对援助的需求。对此，您怎么看？
正如我前面所说，最不发达国家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改善征税系统。但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不生产产品，既没有工业，也没有服务业的话，那能征收到的税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把经济发展起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国家就能自给自足。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官方发展援助必须支持受援国实现经济多元化，这样，生产部门就能逐渐增强，国家也能够获得更多国内资源。
捐助国的支助正逐渐减少，非洲国家应该如何应对？
对于非洲而言，实施《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非常关键。目前，非洲内部贸易仅占非洲国家总出口的17%左右，而欧洲的这一比例约为70%，亚洲约为59%。所以说，非洲国家需要进行区域内贸易，为参与贸易的产品增加附加值。这样有助于建设生产能力，实现经济多样化。
您对《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持什么态度？
我非常乐观。我认为，非洲能借着自由贸易区这个机会，真正摆脱由大宗商品驱动的经济模式的束缚，毕竟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经济模式并不总是行得通。我们都知道可可业和巧克力产业是怎么一回事，非洲80%的可可在没有增加任何附加值的情况下就出口了。即使在非洲境内（主要是在南非和埃及）把巧克力生产出来，非洲内部的关税也比从瑞士出口巧克力到英国的关税要高得多。《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应该减少并最终取消非洲国家产品在非洲内部的关税。
相比由私营部门主导的发展融资，报告似乎更倾向于接受官方发展援助。这是为什么？
首先，私营部门需要获利。其次，在谈论最不发达国家的时候，我们所说的私营部门通常指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相互竞争，有各自的利益。这样会导致提供资金的捐助国、参与其中的私营部门和受援国政府这三方出现利益冲突。受援国政府常常被排除在问责制框架之外，因为与捐助国接洽的主要是私营部门，而非受援国政府。
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好好审视的关键领域。我们并不是说私营部门不应参与其中，我们的意思是，受援国政府必须参与问责体系，而且官方发展援助必须与国家发展计划和结构保持一致。
您在努力为最不发达国家寻求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而许多非洲领导人以及发展专家都在说“比起援助，我们更需要贸易。”这是相互矛盾吗？
不矛盾。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援助才能把生产部门发展起来，从而进行更多贸易。总得先生产产品，再来谈货物和服务贸易吧。我们利用官方发展援助来实现经济多元化，建设生产部门。
倡导取消非洲国家的债务，释放债务偿还资金用于发展，这么做是否有意义？
其实，关于取消债务的探讨一直都在进行，尽管现在债务仍在增加。国际社会和最不发达国家必须坐下来好好讨论如何进行取消债务或进行债务偿还重组。越来越多的国家从非传统捐助者那里获得大量融资，现在负债累累，无法偿还借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