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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小非洲”魅力不再

2016年12月—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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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小非洲”魅力不再

一座中国城市里的非洲客商流出现退潮
Franck Kuwonu
作者 : 
非洲振兴 : 
 Traders from Africa buying goods in Xiaobei, China. Photo: Gwenn Dubourthoumieu
非洲商人在中国小北购买商品 图/格温·杜博托缪

一个闷热的雨季下午,中国东南城市广州的小北,一条商铺鳞次栉比的街道,沿街散布着一群青年和中年非洲男子,随时准备招呼路过的顾客。在他们不远处一条相邻的街道上,另一群非洲人——三个女人和一个怀抱孩子的男人——围聚在几大包的货品旁。随着日头缓缓西斜,广场上的人多了起来。

“欢迎来到越洋商贸城”,广场边一幢中层建筑上的霓虹灯牌上这样写着。周边几乎所有的建筑物上都张贴着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广告。

这就是小北,也以“小非洲”闻名,位于中国超大城市广州的中心城区。对于数千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前来求购价廉物美商品的商人来说,广州的越洋商贸城是吸引他们来到此地的主要原因。因有大量非洲人居住,广州也被称作“巧克力城”,是一个有1300万人口的大都市。

那拨三女一男的非洲人把大包小包的货物拖到广场边上之后,试图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谈车费。但可能因为语言障碍,谈不下来。附近商店门口几个非洲男子中有一人注意到这个情况,便走过来帮忙。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来自科特迪瓦的移民马格卢瓦尔(Magloire)这样告诉《非洲振兴》, “我们帮助同胞兄弟姐妹满足他们生意上的需要。”马格卢瓦尔不愿透露他的全名。

和马格卢瓦尔一样,生活在广州小北及邻近地区的数百非洲人都把自己视作“经纪人”。

广东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力来源。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以众多批发市场和一年一度的广交会而闻名。

在小北的地铁站里、街道上、以及主干道沿线装饰着簕杜鹃的人行天桥上,都有非洲人的身影。他们操着阿拉伯语、班巴拉语、法语、葡萄牙语、林加拉语、马拉加斯语、约鲁巴语或者伊博语——展示出这个移民群体的文化多样性。

一直到约三年前,小北都是一派商业繁荣的热闹景象。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批发商纷至沓来。

比如,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的前九个月,从广州口岸出入境的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达到43万人次。

“蓬勃发展的中非关系吸引着非洲人来广州追寻梦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2015年的报道中这样总结广州这个南方大都市和非洲若干国家之间人员和货物往来的不断增长。

仅仅三年前,当地媒体报道了部分移民在经济上的成功。一次对“小非洲”居民的小规模调查显示,每十个人中有两个人月入3万元以上(在当时合4800美元),高于当地中国职工的平均月收入。其他移民的收入没那么多,与当地普通中国职工的收入大致相当。

时光快进到了2016年,“小非洲”的光芒逐渐黯淡。“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殃及中国的‘小非洲’”,《金融时报》在当年七月这样报道。

贸易额滑坡

中非贸易额2014年达到2159.1亿美元后, 2016年下降到了1279.7亿美元。2017年总贸易额比上一年增长14.1%,下降趋势会扭转,但仍然低于2014年的峰值。

贸易下滑以及由此带来的非洲客流的减少,影响到了 “小非洲” 中国和非裔居民的生计。

巴里(Barry),一位拒绝透露全名的几内亚移民,是一名工读生,兼职卖电子设备以及维修智能手机。他的讲述让人感到整体上来说生意变淡了。在巴里身边以及整个商贸城内的多处商铺中午就打烊了,而那些坚持营业的也很少有客人光顾。

一位曾经忙于招呼成批非洲买家和卖家的商贩现在显得形单影只,她一边摆弄着店里陈列的假发套、发帘和接发,一边等待着零星的顾客。

巴里、马格卢瓦尔以及其他在小北的非洲人把“小非洲”的困境归咎于安哥拉、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的经济衰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商的中国进口商带来的激烈竞争、签证的限制以及警方对无证外籍就业人员的频繁打击。

“安哥拉人再也不来了”,马里人阿马杜(Amadou)落寞地说。他解释说以前来小北经商的安哥拉人比其他国家的人都多。但是随着安哥拉经济衰退导致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下降,安哥拉客商数量锐减,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季节性商人总数也随之骤跌。

中国人在非洲

阿马杜和巴里认为,非洲城市对更廉价的商品依然有需求,但是经济增长的放缓,即便是暂时的,也使当地需求在近期出现萎缩。非洲商人们发现不远万里来中国进货变得不合算了。

“小非洲”命运转变也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在非洲各国开起了商店,总部设在香港的《南华早报》今年五月这样报道。在非洲经商的中国商人利用当地进口关税和其他税费较低的优势,向当地市场提供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廉价商品。

《南华早报》报道称,在加纳生活的中国人总数在2万到3万之间,是1990年代中期的几千倍。“仅仅十年间,非洲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机遇的流向就开始逆转;中国企业家察觉到在海外有更大商遇,而在中国大陆的非洲人却感受到了挤压”,该报纸如是评论。

中国当地媒体曾报道称,有10万名非洲人生活在广州。后来,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据当地官员推测和媒体报道,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可能多达50万,这引发了公众的焦虑。但是政府很快驳斥了这些数据,宣布官方的数据为约2万人。

“巧克力城”的居民经常抱怨,他们觉得警方在对移民执法时常采取高压手段——这也是该城人口下降的另一个原因。

“尽管首次入境签证相对容易获得,但签证一旦过期,再想续签就不容易了,这迫使许多“小非洲”的人“黑”了下来。签证过期滞留的人会遭重罚,无力支付罚金的会被拘留。

有学生身份的人可以保持在中国的合法居留权。“一些移民一边上学一边兼职打零工”, 一位名叫科姆兰·瑟玛努(Komlan Semanu)的西非外交官告诉《非洲振兴》。

那位上学之余兼职修理电子设备的巴里就是一个例子。他告诉《非洲振兴》:“下午晚些时候我就要去上课了”。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直接向非洲市场出口,从非正规贸易这个蛋糕中分走了一大块。随着政府加大对移民执法的力度,马格卢瓦尔和其他非洲人不得不认真考虑他们在“小非洲”的未来。

一些人愿意熬过萧条,而另一些人则多半会迁往异地,另谋发展。许多非裔人把目光投向义乌这座从上海坐火车两个小时可以到达的城市。对许多人来说,被称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义乌似乎比广州更宜居,因为至少那里没有无休止的警方清查。

总而言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下滑、进军非洲的中国商人的增加以及广州对移民的严格执法等因素,意味着对在中国的非洲人来说,“小非洲”不再是理想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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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杂志: 2016年12月—2017年3月

    主题: 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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