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非洲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

2016年12月—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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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非洲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

Kingsley Ighobor
非洲振兴 : 
Liberian women promote messages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during the 2011 elections in Liberia. Photo: UN Photo/Emmanuel Tobey
利比里亚2011年大选期间,利比里亚妇女宣扬和平与非暴力主张。图片来源:联合国/Emmanuel Tobey

2003年7月, 31岁的莱伊曼·古博韦(Leymah Gbowee)领导了一场杰出的利比里亚妇女和平运动,迫使利比里亚军阀签署了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的血腥内战。

几个月的和平谈判无果之后,数百位利比里亚妇女集体和平行动的成员聚集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和谈会场外,静坐于会场的入口处。她们手拉手坐成一圈,宣誓若不能达成和平协议,就不让军阀们离开会场。

会议保安们威胁要以占道妨碍出入为由逮捕古博韦女士,但她并未就此罢手。她告诉保安说:“不用麻烦你们,我现在就准备把衣服脱光,然后你们就可以把我带到监狱去了。”她一开始脱衣服,保安们就全跑了,因为在利比里亚和加纳文化中,男人在公共场所看见裸体女人为一大禁忌。

不久以后,军阀和叛军们做出妥协,签署了和平协议。联合国维和部队随后解除了10万余人的武装并予以重组,继而在该国组织大选。

由于其在动员妇女帮助结束战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古博韦女士获得了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还有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

 

民间社会成为监督者

利比里亚妇女的不懈努力和最终成果显示了非洲民间社会组织所蕴含的潜在力量。在很多国家,民间社会组织为青年寻求就业机会以及参与民主改革打开了一个入口。例如2010年和2011年,在利比里亚以及其他为阿拉伯之春所影响的国家中,年轻人便在社交媒体上组织到一起,通过“和平不服从”行动推翻了突尼斯和埃及政府。这股抵抗浪潮随后席卷了阿尔及利亚、约旦、也门等许多国家。

民间社会组织也是问责制的监督者。2013年,肯尼亚民众不满国会议员们增加自己薪水和津贴的企图,带着12头浑身是血的生猪和猪仔在议会大厦前举行了示威游行。

摄影记者出身的活动家伯尼菲斯·穆万奇(Boniface Mwangi)是该次“占领议会”游行活动的组织者。他将议员称作是“猪员”,以此来指责议员们对于金钱的贪得无厌。穆万奇说:“我们将血涂到猪身上来彰显议员们的贪婪。”

据总部在英国的独立议会标准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举行的一项研究,肯尼亚议员的基本工资为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6倍,该差距在国际上仅次于尼日利亚,排名第二。这支持了民间社会组织对该次议员涨薪企图的抵制行动。在血猪游行之后,议员放弃了先前将月薪涨至1万美元的要求,接受了6300美元的月薪。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甚至还指示薪资委员会将自己的年薪从之前的34万美元削减至18.5万美元。

 

展示身手

肯尼亚民间社会组织宣布获得了胜利,但是有些肯尼亚人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一位叫做维拉·奥凯育(Verah Okeyo)的肯尼亚获奖记者在接受《非洲振兴》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对议员还是总统薪资的削减,都不过是沧海一粟。工资金额还是太高了。现在议员们确实经常上新闻,但这离真正的政府问责制还很远,民间社会组织在这方面还是任重道远。”

世界银行列出了良政的几项关键因素,其中包括开放的信息获取和高效的公共部门管理以及制定并落实惠及公民的政策。非政府组织、共同体(或信仰)组织等团体经常不得不采取对抗行动,来迫使政府实施惠及公众的政策。

阿拉伯之春的做法是动员公民集体呼求社会公正和自由选举,吁求改革或推翻专制政府。诸如塞内加尔的“我们受够了”运动、布基纳法索的“公民之帚”以及乌干达的“黑色星期一运动”等草根运动纷纷效仿阿拉伯之春,利用公民行动来实现良政。

在一本名为《良政及民间社会组织在非洲参政》的文集中,由民间社会组织充当反抗角色被视为对付顽固不化政府的一项有效策略。该文集由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东非与南非社会科研究组织于2009年出版。

对民间社会组织经济活动有巨大掌控权的国家政府现在感受到了来自民间社会组织的越来越大阻挠。同时,随着民主的种子在非洲大陆生根发芽,民间社会组织也更为公开地扮演监督者的角色。

唐·厄伯来(Don Eberly)是一位福音派公共政策专家,曾在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任期间任白宫办公室基于信仰及共同体的倡议部副主任。在他于2008年出版的《全球民间社会组织的崛起》一书中,他肯定了民间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他在书中写道:“一个共和政体是否健全,取决于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力以及人民的自愿行动。”

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发推出的《2014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公民组织可持续指数》赞扬了公民组织在为困难人口提供服务和物资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政府对于各类激进倡议组织的态度不尽相同,但与之相反的是,几乎所有受调查的国家均报道说,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组织的“服务提供者”角色大体上持认可且批准的态度。

非洲许多民间社会组织在发展问题上与政府进行了合作。例如,2015年3月,60位与会者齐聚亚的斯亚贝巴,就联手打击非洲的腐败问题达成了一致。这当中就包括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代表以及来自非洲大陆各地的致力于实现良政的民间社会组织代表。

然而,有一些民间社会组织致力于揭露社会的弊病且不太愿意和政府合作,例如布基纳法索的“公民之帚”。有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些民间社会组织颇有微词,认为他们依靠关注社会的阴暗面来吸引境外资助。

这些政府将民间社会组织视作“境外资助的反对派机构”,这一观点也在2014年8月举行的美非领导人峰会上被提出。此次峰会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白宫组织,在华盛顿举办,受邀者为与美国有良好关系的非洲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非洲和美国商业领袖、私营部门及非营利组织。

 

资金依赖

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项名为《中东与北非民间社会组织可持续指数》的报告,有些国家,例如埃及和摩洛哥,禁止民间社会组织从事“政治活动”。因为对何谓“政治活动”并无明确的定义,活动家们担忧会遭遇武断执法,从而限制了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动。

总之,非洲民间社会组织面临着双重挑战:资金不足和政府的敌对态度。这使得一些捐助者放弃和政府合作,转而直接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前欧洲发展专员安德里斯·皮巴尔格(Andris Piebalg)说,从2007年到2013年,欧盟通过民间社会组织向非洲输送了50亿欧元(合55亿美元)的发展援助。

肯尼亚记者奥凯育女士称,民间社会组织能够获得大量的资金资助,具体数量取决于各组织所专注的领域,致力于解决艾滋病、生殖健康及妇女权益等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民间社会组织通常能够获得更多的资助。

国际私营企业中心的非洲项目高级主管拉斯·本森(Lars Benson)表示,缺乏资助的民间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也缺乏财政可持续性。国际私营企业中心是一个非营利私营部门,以发放经费的形式向非政府商业组织提供经济援助。

娜塔莉·罗丝(Natalie Ross)曾任美国阿加·汗基金会项目主管,该组织资助非洲致力于扶贫活动的民间社会组织。她建议说,帮助民间社会组织实现财政独立的方法之一,便是让捐助者放弃对具体活动的专项经费支助,转向一种投资模式,创建本地信托基金,由基金维系民间社会组织的生存。

本森援引了亚的斯屋之声的例子。亚的斯屋之声是埃塞俄比亚的一家广播电台,曾经从国际私营企业中心接受过种子基金,现在已经可以凭借广告以及私人赞助维持自身运作。

美国国际开发署指出,一些民间社会组织能够成功吸引本地资助。戈助尔发展基金会是埃及一个负责资助贫困社区的团体,该基金会从埃及巴克莱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获得资助。其他基于宗教信仰的组织,包括促进社会公正和不同文化和谐共处的科普特福音派社会服务组织,以及由160余个国家天主教慈善机构组成的全球联盟明爱国际,都致力于支持减贫工作。这些组织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于本地资助。

民间社会组织的其他收入渠道为会费和服务费,也会通过销售木工、印刷、手工制品等获取收入。

尼日利亚艾多州艾滋病防控署的社区动员干事弗罗拉·欧亚吉洛姆(Flora Oyakhilome)说,尽管亚的斯屋之声、明爱国际等组织成果获取了本地资助上,但是民间社会组织仍旧需要外界的援助。她说:“绝大多数民间社会组织会告诉你,从本地获取援助并非易事。但国外的资助又没有以前那样多了。我们的工作举步维艰。”

面对时而怀有敌意的政府以及外国资助日渐枯竭这一局面,非洲民间社会组织正在努力熬过这段艰苦时期。但是他们将继续努力改善他们的社会。欧亚吉洛姆女士说:“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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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Issue: 2016年12月—2017年3月

    Theme: 健康和福祉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连续专题报道中,我们将介绍可持续发展目标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 龄段人群的福祉”。我们会回顾非洲卫生保健系统的现状,并分析应如何应对非洲大陆所面临的一些明 显的健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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